早晨起来，吃罢饭正在看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高华的学生，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接下来，他告诉我，高华已于昨晚22点15分走了。
高华的走，我有预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预感。早在几个星期前，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的时候，感觉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流逝。强忍心里的难受，跟他聊了好些学术和时局的事儿。他的思路还是那样清晰，对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这个健康人还清楚。
高华走了，真的走了。长歌当哭，应该是在痛定之后，此时脑子一片混沌，说点什么呢？高华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我出道晚，认识高华是在2003年，我们系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高华是我的论文评议人。记得当时我写的是一篇讨论土改的论文。此前，我已经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对于当时的我，他就是一座山。我们认识了，一见如故。会后，系里的几个人意犹未尽，拉他去吃饭，再聊。高华不能喝酒，但我们以茶代酒，很尽兴。
比较长时间在一起，是此后不久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访学，高华是那里的常客，两个月下来，几乎天天在一起。他烟瘾很大，不肯在办公室过瘾，怕熏了别人，只能隔一小时下楼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们绕楼一周，边走边聊。在史学界，我是野狐禅学者，如果说在我这一生中，有点拨过我的治学的人，高华绝对算一个。只是非常惭愧，尽管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指教，我却时常撒野如故。好在，后来我写的东西，高华十分喜欢。他的夫人告诉我，在他生病的4年里，他们都是我博客甚至微博的读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课（其实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书，都会寄给他。我知道，我写得太多、太糙，总是暗下决心，下一次，一定写一本像样的让他看。可是，书还没写出来，他人已经走了。
2005年，我和他曾经一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上了半年的课。因此，我有机缘听过他的课。高华讲课非常有风格，内容就不用说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应接不暇。更妙的是，他还非常幽默风趣，声音极具磁性。这样的声音，只有优秀的话剧演员才有。
认识高华，也逐渐认识了好些他的学生，每个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级热爱他们的老师。高华和他学生关系之好，每每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嫉妒。当然，这样的关系，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他重病期间，还在病床上修改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厚厚的“砖头”，四十多万字。
高华是一个在我看来过分严谨的人，做学问，甚至平时说话，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多说半句。做的是不时髦的学问，令主流生厌，自然在学校和单位里，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的著作，是国内罕见的具有国际声望的著述，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但在他的学校，教授评级，他却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四级。没有课题、没有外快，住的房子很小，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书和资料。不消说，他是个穷学者，穷到这么小的房子，都要借钱才能买得起。但是，他肚子里的学问，却富有海内。我知道，他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有太多的东西可写，可是，正当壮年的他，就这样走了。
高华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这样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如果用他的才华来求富贵，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去做古代史，也一样会有很大的成就，那种可以为当道认可、褒扬的成就。即使做不了什么长，混个什么江的学者，料无问题。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的路。资料难找，成果国内发不了，还时常伴随各种有形无形的风险，想换个学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说到底，也跟他的这种选择有关。毕竟，高华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对外界的压力无动于衷。
我知道，如果不是良知，不是那种按捺不住的良知冲动，他是不会作这样的选择的。既然已经选择了，就无怨无悔，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这一代学者，只要还待在教授、研究员的位置上，基本上就不缺什么了，有的人甚至有了荣华富贵。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处于高华的位置，贫寒到这个地步，连书都没有地方放，我还能不能坚持我的理想，做高华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学问？惭愧的是，虽然我是高华的好朋友，却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会先去挣钱，挣够了钱，再回过头来做学问。只是，我也不能确定，到时候我还能不能坐得下冷板凳。
写到这里，高华聊天时的声音，一直在我脑际回响，“醉里吴音相媚好”就是这个感觉，亲切，低迴，沁人心脾。这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声音。高华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教书育人，都是这个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