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编者按】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不久前，国内一家日报就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以及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采访了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韦森教授就原来的采访稿做了较多的文字修改和增补，并授权FT中文网全文发表。

记者：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您如何看过去20年的改革和现状？

韦森：我以为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有三个大的事件要记入历史：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第二是邓小平南巡，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和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发展；第三就是入世。没有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没有这么快的增长。不管怎么看改革20年，至少这入世十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大的，人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这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从近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只是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真正快速增长，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之后才发生的。

不过，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整体的政治体制却变化很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我们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种说法表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是受压抑和制约的，因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到21世纪初，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而经济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自发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市场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2001年后，中国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视作为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加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即按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来参与国际分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概言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各部门乃至整体上市场化的结果。

我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内部的市场化过程，正好赶上了在国际上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推动的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经济繁荣这一末班车。中国原有的巨大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加上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资的进入和各级政府所驱动的外向性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入世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变化，也就是开放促进了改革。加入WTO，加速了出口增长，中国的外贸出口每年对GDP的贡献都在2%以上。

但是，这几年政府的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以及实际上发生的隐形的“国进民退”，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主导或统御市场”的体制格局。目前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大致正是指这个转型中的、还在慢慢渐进成型且自我强化的经济体制格局。不承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独特性，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但是，我这些年所担心的是，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吃完后，中国社会沿着这个渐进成型的体制格局自我演化，进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发展。一旦这种政府主导市场的体制吃完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且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承受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