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9日，重庆市委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薄熙来延续其一贯的“民生”牌，认为“民生是民主的基础和前提，改善民生就是发展民主，就是保障人民权益。反过来，发展民主可以促进民生的改善”。他也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无需赘言，民主与民生都极端重要，两者关系究竟如何，各地政府则有不同试验。扩而言之，在民主法治尤其是宪法的“顶层”大框架内，充分放手让各地自行探寻发展之路，或是未来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必由之路。这种良性竞争已有迹可循。
比如，始于1999年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论坛的官民互动，最终发展为著名的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在征地、拆迁、财政支出等诸多领域由民意主导，协商民主为中国人真正认识，并进而开始激活基层人大的活力。
再如，在土地流转上，成都通过还权赋能，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同于主流的政府征地模式，成都新探索的核心，在于土地确权及公平交易，成败关键则在是否能保障农民的自主流转权，杜绝任何超经济的强迫手段。
而广东拟于2012年7月松绑社团登记，为公民社会的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由个人、社团、大学、工会、非营利公益组织、民企组成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只有这样，广东再三强调的“把政府目前能下放的权力都下放”、建设“有限政府”等改革思路，才不会流于空言。乌坎村民因土地权益受损而爆发维权事件，近日亦朝良性互动的局面转进。村民诉求的理性，政府回应诉求的诚意，都不可或缺。这类事件，恰是考验民主与法治能否落到实处的紧要关口。
这些创新，都事关国民土地权利、政府公共财政、社会管理体制乃至民主宪政，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经验，肯定会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更具体的思路。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是全面转型，自始即离不开整体筹划。1980年8月18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集中谈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篇讲话，被普遍视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话来说，它就是直指改革核心的“顶层设计”。
这样的顶层设计，当时已有部分得以落实。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为最高权力的交接规则化提供了最起码的前提。彼时，“允许看，大胆闯，不争论”，上下呼应，拓展出了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这些制度红利，才是中国经济三十多年高速成长的根源所在。
但高速成长里也夹带着诸多不公不义。早在2004年，由争议国企改革成败得失引起的大讨论，就已揭示出改革开始进入攻坚阶段。而1990年代以来，利益急速分化，特殊利益集团日趋成型，曾经无比强大的改革动力有所衰减。
地方依然有竞争，有创新，想干实事的官员也还存在，但在“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治理格局中，这种制度竞争却也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下，地方竞争的核心动力仍是对上负责。民众满意与否，无法直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任免，等级授职链条过长。上级以GDP为考核，地方就难免各种投资冲动；上级规定维稳一票否决，地方便不惜重金不顾规则强力搞定。短期行为盛行，本地民众的长久利益，反倒位属次要，甚至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短期政绩的牺牲品。
由于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考核期限短，下级官员必然倾向于早出政绩，出看得见的政绩，而难以静心从立国根基着眼，老成谋国。于是，很多制度创新短时灿烂后随即泡沫化，难免人走政息的结局。比如财产申报，由于缺乏全国立法，即便民意有强大诉求，仍苦于无法深度介入，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的种种探索，只能渐归沉寂。
真正良性的制度竞争，理应有更鲜明的价值取向，有持久的动力机制，在于推动权力回归本位，在于落实官权民所授，民权法来保。如此，方能稳步推进改革创新，导引中国走上全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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