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 张广昭：乌坎抗议的道义经济学

张广昭：乌坎抗议的道义经济学

（2012-01-02）

中国聚焦

张广昭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土地纠纷已经成为目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发生在地方政府的圈地风潮，可谓愈演愈烈，土地纠纷已经成为集体暴力的最主要诱因。发生在广东乌坎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就是典型例证。乌坎事件可谓是2011年中国发生的最严重的群体事件，它的起因正是目前农村广泛存在的征地补偿不公以及腐败问题等。

　　然而，不管是出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还是由于对中国政治和传统的不了解，西方媒体和学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近些年的抗议活动中凸显的“权利”话语，显示了一种对公民权的全新诉求，这种诉求将对国家权威（合法性）构成基础性的挑战。

　　首先，笔者赞成这些群体性事件会伤害到政府威信。但是，在中国存在一种儒家式道义经济。这与西方一些学者和媒体所理解的中国“权利”抗争话语，可能有所不同。无论是先前发生的群体事件，还是这次的乌坎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这个假设。

民众抗议的儒家道义经济学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的经验研究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他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

　　的确，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最近在中国爆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我们会发现这些活动所使用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毛泽东和孟子所奠定的道义经济学轨迹，而非洛克或杰斐逊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

　　历史上，无论是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孟子，还是现代的革命家毛泽东，都把民众抗议解释为对政府没有完成其社会责任的合法回应。在孟子身上，会发现诸如“保民而王”、“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一类的话语。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亦有类似的表达。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对儒家“道义经济学”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即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乃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同时她认为，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话语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