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广东精神意在跨越转型陷阱

　　在解决乌坎等群体性事件之后，近来，广东省领导的一系列表态和举措又引起海内外各界关注：在最近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会议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作主题报告中，只字未提广东GDP数字。除此，本次会议汪洋亲自修改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讨论稿)》中，规定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官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另外，广东还正在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报告制度和领导干部利益回避声明承诺制。而在会议分组讨论中，针对加强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这一议题，汪洋更是表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淡化GDP崇拜，整顿吏治，打破利益格局，再加上此前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提出用社会组织来做政府不好做、也做不好的事情，以及用温和手段解决新塘讨薪事件和乌坎事件，种种迹象，广东在探索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乃至新执政理念和方式方面，呈现一派清新气象。
 　　而实际上，今天之广东，除了面对属于自己地域的特殊问题之外，更多的是面对一些具有全国效应的整体性问题。这些全国性整体性问题，概括言之，借用学界新的提法，就是当下社会所面临的“转型陷阱”。
 　　所谓转型陷阱，根据清华大学课题组的总结，是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中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能够保障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的状况。具体而言，转型陷阱表现在如下这几个方面，首先，各级政府越来越陷入GDP依赖的亢奋之中，面对种种囿于体制问题无法解决的纠纷，企图用增量改革的方式，不触动既得利益阶层前提下通过经济发展缓解冲突矛盾，而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很难真正获得好处，出现了“发展了未必有好处，无发展却必然受损”的情况，民众难以分享发展取得的成果。其次，这一增产过程主要依赖政府投资推动，随着而来的大拆大建，经营城市让政府由本应当的市场仲裁者变成了市场利益相关者，甚至直接站在民众利益对立面，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维稳成为时代主题之一，而社会却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根本原因。
 　　最后，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改革，民众对于改革的理解发生变化，认同感严重降低，这让本来就缺乏动力的改革更加乏力，且方向更为模糊，整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倾向停滞，而与之伴随的是社会问题不断增多累积，阶层流动缓慢，贫富分化不均撕裂社会。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相互纠缠着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阻力，甚至有能力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乃至改变国运。
 　　如何跨越转型陷阱？在目前实际条件下，顶层设计无疑是最重要的方式。而详观汪洋最近的系列发言表态，虽没有直接提出跨越转型陷阱的说法，但是种种举措：淡化GDP，将改革对象直接指向既得利益阶层，以及整顿裸官，培育社会，尊重民众权利，都是对症下药之举。可以说，在顶层设计上，汪洋已经先行一步。
 　　不过，仅仅有顶层设计是不够的，改革者需要社会支持，无相应的社会底盘，无相应的制度将两者连接，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唯有上下形成共识，改革方能前行。
 　　恰恰在这一点上，在过去一年中，在广东，一群公民脱颖而出，积极介入参与公共生活，无论宏观还是点滴微观，推动社会转型、进步。是无论是积极感言的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还是最终看到珠江两岸光亮工程可行性报告的拇指妹区佳阳，致力社会组织建设的区伯，以及理性表达诉求的花都外来务工者，娴熟掌握新媒体技术的乌坎村民，所有这些点滴，汇成河流，都将是推动社会变革，跨越转型陷阱的巨大合力。
 　　不久前，广东再次出现“广东精神”的讨论，正如广东省政协提案委主任陈俊年所言：“全会的报告‘只字未提’GDP数字，体现了省委从容和淡定的情怀，这也正符合‘广东精神’。”事实上，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民众点滴推动，以及不同层级官员的助推，都在凝练新时期的广东精神。也许现在这种精神还未完全成型，也尚未到总结之时，但是可以说，正是在这一官民良性互动，同推转型的过程中，广东又一次肩负起探索全局性未来道路的重任。
 　　惟愿新广东精神，助中国跨越转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