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
如果不进行市场机制的改革，中国原来的高度集权模式一定会象苏联一样崩溃，不可持续。而中国目前的所谓模式也只是由封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是自由经济的早期模式，仔细分析起来就可以知道，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如果天天宣传和强调这个，那只是利益集团希望延缓改革或者抵制改革的一种忽悠。
征税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中国，把征税看得太随意。因为说到底，所谓征税，是把老百姓的收入通过一个合法的方式，转到政府手里。如果组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幸福的话，没有比财富和收入影响更大的。保护财产、控制征税，是任何一个政治家或者政府应该坚守的核心底线。对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来说，是美国这种政府征税权受制约的制度,还是中国征税权不受制约更好。这是两国制度作比较的核心焦点所在。
我刚刚看到一个统计数据，上半年陕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7.2%，各项税收增长39.3%。这是荒唐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非严重的政治生态问题，任何良心社会都不应容忍。
我认为，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否定的是现代政府走向福利国家的潮流,否定的是“大政府主义”，否定的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民主制度。民主宪政国家是很容易走向财政崩溃的。所以，像标普对美国主权债信用评价的下调，以及资本市场的反应，都是很好的，长期来说，都是很健康的。可以把越来越膨胀的大政府主义打压下去一些，迫使政府作一些修正。
美国是全球“小政府，大社会”的榜样，去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24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7000万美国人一年的收入。相比，中国现在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开支规模达到了过去专制时代朝廷所难以想象的程度。这种趋势必须得到扭转。
（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中国的表现形式将比美国的更严重。银行呆坏账的上升，高铁紧赶快赶的“大跃进”发展，以及以此带来的对旅客生命安全方面的挑战。
这次温州的动车组相撞，只是一个开端，更严重的问题到以后才能慢慢地看到。
靠投资带动的投资增长，往往只是短期的繁荣，昙花一现。中国在过去3年，已经把所有的刺激手段都用尽了，甚至通过“铁公鸡”来刺激经济增长。
决策层会发现，即使还想跟着凯恩斯走，能够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已是越来越少了。不可能再追加上几万亿的天量贷款来拉动经济，我们总不能在原有的高铁基础上再修一层。
可以预见，下一届政府面临的挑战非常多。这些挑战往往都是这一届政府不适当的作为造成的。
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恰恰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者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这个我们会在中国未来几年的艰难岁月中得到检验——因为任何经济政策都有一个滞后反应，中国在08年的疯狂投资行为的严重后果现在已经开始展现。
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发展的正面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
过去3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越来越强化。2003年之前，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对政府的过度膨胀进行一次修正，但是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对政府的过度开支、机构人员过多进行调整过。
很遗憾，由于政治改革的落后，这些年中国的官商勾结的程度，远远比拉美要严重得多。以前讲的“拉美现象”，在中国有过之而不及。
很遗憾，人类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不顾事实，总是认为靠大政府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和经济发展的许多问题，而不是相反，美国也是如此。今年，我的40个学生在十几个省份作问卷调查，根据反馈回来的数据，倾向性回答是相信和依赖政府解决经济问题，譬如解决收入差距的办法等等。
这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若政府手头拥有权力越大，决策、管制、审批权越多，普通大众要得到资源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靠关系了。权和势，正是他们所没有的。很遗憾，中国上上下下都迷信一个好皇帝，真让人摇头。
有时，我想，在中国推动市场经济理念太难了。不过，也好理解，过去书本上灌输的那些政治经济学，都是对私有制、对市场经济的敌意。传统的、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相信的就是皇帝；受过教育的，他们相信的是政府。
所以，我更为管理决策层担忧。现实中，最好的办法是朝更市场化的方向迈进，然而人们心目中，认为最好的境界还是相信和依赖政府，当现实和人们观念的理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这是否成为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我还在思考。
包括张维迎、周其仁在内的我们这些人尽量地推动市场的理念，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对大多数没有权没有势的人来说，真正能让他们得到公平机会的，恰恰是公平而充分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管制市场配置的制度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