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听王玲女士的来信内容:

我叫王玲,54年生人,69年插队,74年回北京修马路。家在丰台的洋桥,后窗不远是车站。房本儿上是21米,北房,另有10米自建房,3米煤棚子,厕所公用。是我修了30年马路得到的,单位在拆迁前已把产权过户到我的名下,所以,这是我的产权房,是私产房。是我和孩子生存的地方。

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我的这个房子被强拆,拆迁公司叫:鑫鸿运。当时拆迁款的全部是:9万9.。这在当时也是买不了房的,多年来执行的一直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房子,是福利之一,有路子的找路子,有官称的按级别,没能耐的熬年头儿,叫分配。2000年我退休时的工资是595 元,供孩子上学,母子生存,及一切生活开销,没有任何外援,生活已是十分艰难。

没有任何人和我谈安置,只是法院贴了一纸布告,全院儿大家都不同意。曾有过一次集体调解,拆迁办的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儿的官员坐在一起互相交换着意见,材料,互相补充着,大呼小叫,那些专用名词术语,法律依据,计算方法,我根本听不懂,记不住,最后还是让我们在9万9的纸上签字,不签,就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很快,和所有的被强拆户一样,我外出归来,我的家被夷为平地。我在我的户口所在地北京新街口,高价租到房子住下来,想理智的找政府反应情况。以我母亲的家具为主,亲友们倾力相助,从锅碗儿瓢盆儿,衣柜衣物,桌椅板凳,到床铺被褥,必备家电。他们叫我冷静,教孩子准备迎接高考。

很快,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找上门来,叫我搬走,我刚安置下来,往哪儿搬那?我向警察说明了我的情况。

天渐渐冷下来,到了12月初,先是房东来了叫我走,说警察在逼迫他们,把房子租给上访的人住不行,要没收他们的房子,抓他们坐牢。我刚安上电话,电视天线,安上炉子烟筒,还没歇过乏喘过气来,孩子正上初三,马上要过年了,折腾不起呀。

没过几天,一个天黑后我刚进家就有人敲门,外面站了一片,有八九个,我问是谁,一个男的说;派出所的,我没敢开。又说;不开就砸了啊。果然,就真开砸了。窗户玻璃门玻璃,全碎了,多吓人那!门砸开了,站在外面的,还真是警察,房东站在较远处。警察叫我搬走说:“这不是你的房子,你不能住,户口在这儿也不行。人家砸自己的窗户,自己的门,你管不着。谁强拆你的房子,你找谁去”。说完就都走了。这一天,炉子还有火,可没有门窗了,屋子里 比大街上好点儿,但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和寒冷为伴儿了,我和孩子紧紧搂在一起,面对着这一群新街口派出所的,穿衣服没穿衣服的警察,承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人为的破坏,作恶,没完没了的灾难。我煮了一锅粥,在杂乱的床上睡下了。这样过了两天。第三天孩子上学去了,我花钱请人把门窗钉上塑料布,又出门了,去找党,去找人民政府,希望让我母子活下来。
由于没人管,我就去了中南海。又过两天,回家发现新钉在门窗上的塑料布被撕掉,并跳进人来,踩碎了窗台儿上的镜子,把东西搞乱,把电线扯断,把烟筒摔了一地,满处是灰,把炉子里燃烧的蜂窝煤泡在脸盆里。我报了警,警察来了就骂:“你搬走不就完了吗?爱搬哪儿搬哪儿去,窗户坏了你找房管所呀,找的着我们吗”?我们只好在没有门窗的房子里又过了一夜。

2003年12月12日,晚上快6点天已完全黑了,我和孩子走近家门,发现路两旁摆满了家具,摆了那么长的一片,还以为是谁家修房子摆的呢。我掏出钥匙去开门,才发现家门已装上了防盗门,又发现窗户也安上了铁栏杆,借着邻居家的灯亮一看,家里全空了,才明白这满街的家具是我们家的呀。我报警了,新街口的警察这次倒是心平气和的叫我:“去住旅馆,去找法院。谁给你搬出去的你找谁去,今天怎办?你自己看着办”。

行人渐渐稀少,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去,在空旷的大街上,路灯的冷光下,我们捡起被堆在路边的被子,蜷缩在大街的台阶上度过了2003年的12月12日的夜晚。

大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张纯珠,刘焕文,王卫平,张洪斌,钱玉民,关增礼,向南夫,袁德安,常城,倪玉兰等十来个人,陆续赶来帮我在路边儿支上床,在床的四角捆上墩布把儿和木棍,围上塑料布和床单,刘安军帮我买来国旗,挂起来。那天晚上,狂风大作,塑料布和呼呼作响的国旗,组成了改革开放独特的交响曲,大国崛起和谐动人的画面。

学校召开家长会,介绍孩子考试升学情况,介绍参观学校,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等一系列活动,我都没能参加,孩子由此辍学,再没能上。拿着初 中毕业的文凭到哪儿找工作呀?唉,我这个独身的母亲,我可怜的孩子!

有了窝棚的第二天晚上,我早早躺下了,那样暖和,迷迷糊糊中,一个人和我说话,男的,他说他是新街口办事处的干部,问我冷吗?他说让我再坚持一天,明天一定给我解决 。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就是12月17日,新街口的警察带着大小各种车辆,带着那么多人来了,威武雄壮,浩浩荡荡,拉走了我母亲和众多亲友为我重新刚刚安置的全部的东西,家当。

真的,真的把我给解决了。真的一无所有了。那鲜艳的五星红旗,那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国旗,属于我的国旗,陪伴了我两天,壮了我两天的胆儿,最后,还是没能挡住强盗的魔爪,并且和我的家具一起被抢走,至今不知在哪里飘扬呢?
房东受警察的逼迫,找人来砸坏门窗拆电线赶我走,最后低价把房子卖了。而制造灾难的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在事后,却要我去告房东,真是岂有此理!?新街口派出所让本来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再把“不该发生的事”变成复杂再复杂的事,让你不知从何说起,让别人不容易听懂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我明白,谁是真凶!所以从一开始,到任何地方反应情况登记,我都要求写上:新街口派出所撬锁抄家抢光财产。

我白天到中南海找,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关押数个小时,他们给联系新街口派出所,但他们干脆不接,或者接出来就不管了。我和上访的人们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子里已经冻了大半天,夜深了被放出来,商店全关门了。我在西直门桥底下就转了一夜,饥肠辘辘,夜里很黑,走着累,躺下冷。

我曾经在桥底下或地下通道,和要饭的挤在一起,她们有一点儿铺盖。有一次在长安街地下通道后半夜,不知几点了,迷糊中突然被惊醒,是警察们在踢一个铁桶,声音炸响,是把大家叫醒,轰走。原来要升国旗了。警察一走,我们又躺下了,过一会儿,雄壮的国歌响起来了,想必国旗也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地面上在升国旗,地面下,是一无所有,无处栖 身的流浪的人们。

后来,我被拘留,被没有手续的关押,劳教,酷刑,出狱后,继续被恶警打骂,监控,状告无门。那中南海,那天安门,那五星红旗,那广场,那纪念碑,那疲劳,那饥饿,那寒冷,那公交车,都刻骨铭心那!这,仅仅是2003年,这,仅仅是开始。

我的亲友为我操尽了心,我在外地探亲的母亲听说我的家又被抢光,又被赶到大街上流浪去了,急火攻心,暴病身亡。去年,我姥姥96岁,无疾而终。我姥姥不断的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怪我母亲不来看她。致死,我姥姥都不知道我母亲早已先她而去。

王玲女士的信最后写道:原来,我和孩子生活的虽然不富裕,但我们心里平静。孩子上初三了,我们有盼头儿了,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天堂。

今天,我和无数底层边缘的民众,相互搀扶着,艰难的守侯着,当热血融化了这冰雪的世界,我知道有那么多英勇的生命已铸成不朽的绝句。

以此纪念我孤儿寡母被拆光抢净冻饿街头坐牢酷刑8周年!
北京王玲2011年12月6日
手机:15201472645
Details of the user:
civility: 女
name: wang
firstname: ling
city: 北京
country: China
phone: 15201472645
email: 1196437260@qq.com

下面请听韩荣利先生讲述他在天津的亲属所遭遇的灾难:

最近我和我妈妈同电话,她告诉我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舅舅叫张长俊,舅母叫肖萍,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凯,二儿子叫张杰,一家人原籍是河北省沧州人。我舅舅由于维权异议或者是和异议人士有来往,曾经被关押迫害流离失所十多年,现在租住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星海大厦21楼。

在人权日还有两天的时候,就是2011年12月7日,中国当局密集绑架维权异议人士,我的舅父和舅母闻讯逃往原籍回避,但是到了原籍同样遭到绑架。同日晚上,他们的孩子还在天津的家里,我的母亲也在同一房子里。这天晚上来了20多原籍和天津的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不穿制服的,反复砸门要进门。屋里的人都很恐惧不敢开门,直到午夜1点来钟,屋里的人开始想办法把被单和绳子接在一起,想从21楼往下溜。结果大儿子成功地下去了,第二个下去的是二儿子的未婚妻王萍波,结果绳子突然断裂,坠楼身亡。因为迫害筑成了命案,我的舅父舅母随即就获释了。为了摆平这一因迫害而造成的命案,当局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解决二儿子张杰的户口,减少对全家的骚扰。张杰由于是超生的孩子所以直到成年也一直没有户口,未能办理登记结婚手续。我的母亲亲眼目睹发生的这一切,受到很大的打击,一时病危。

迫于各方压力,家里人每次和我通电话时,都不愿意讲事情的经过,只有我母亲告诉我以上情况。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中,为您播出了北京的王玲女士写来的一封信,讲述她家被强拆8年后所经历的苦难,以及韩荣利先生讲述最近发生的家人不幸坠落身亡的悲剧。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定期获得翻墙信息?请电邮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