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 点评《杨帆总结：重庆做得不错，但理论定位有误(摘)》

作者：应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0:00:37

阅读量：2次

　　(原创：杨帆等 / 点评：应学俊)

　　【本博按】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重庆模式》一书第二作者。近在杨帆教授的博客上读到一文，文题即如本文副标题。读来颇有意味，也揭示出一些“重庆模式”喧嚣的幕后故事(见原文网址)。于是再次想起张明教授的那篇《多情总被无情恼》。笔者感到：杨帆教授是否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重庆为何在理论定位“有误”的前提下却能“做得不错”?“行成于思”这一客观规律杨帆教授忘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理论定位有误”是否即意味着指导思想有误呢?难道“理论定位”是文字把戏，可以与实际思维和意识形态游离而随便定位?是否应当将“理论定位”用更通俗而确切的“指导思想”来表达?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有误的理论定位”指导下却出现正确的决策和实践?所以，“做得不错”与“理论定位有误”本身是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呢?

　　杨帆教授文中说“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其实从文中不难看出这“错误”实在不是什么“理论定位”问题，正是一定的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实践。此文向我们透露出重庆官方逐渐强调“我们从没有搞什么‘模式’”的实际原因，是颇有意味的。

　　杨帆和萧功秦教授都声言“超越左右翼”，其实，绝对的左或右是没有的，同样，绝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也是没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看杨帆教授等学者(故称“杨帆们”)的直言，细品他们的“苦恼”，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本博写点名为“点评”的东西，其实也只是读杨帆们的文字时自然的联想而已，无法与学者们高深的理论同日而语，只能算是“黑板上的字”——不算数的随时可以删除或修正——罢了。仅供参考。

　　为便于阅读，标题与突出显示，当为本博所加。本博点评内容放在“【】”内。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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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官方对“重庆模式”从宣传到不接受冠名

　　我觉得今年思想界是很大进步，我们这些人从插队的时候，80年代，甚至更早能够追溯到文革时期，有共同经历，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超越理论分歧。左翼黄纪苏，右翼李盛平，都对超越左右抱悲观态度。我说你们少看点网上的匿名骂街，那不是主流。我们这几个人开了一年的会，为什么可以代表主流?因为我们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而网络放大了左右民粹的言论。如果真的选举起来，我看他们都选不上。

　　今年一个是刚才木生提出新民主主义。钱理群的文章值得重视，他很重视今年中国的思想界，把这个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二件是关于重庆模式的讨论，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筹备，先是请苏伟到我们政法大学讲，让学生整理记录，请他修改以后上网。以后连续发表他的讲话，逐步形成气候。他们在重庆那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我说，书一定要出。你们实在不敢，我自己署名。最后是因为苏伟几次接见外宾，谈得不错，最后下决心署名。我对重庆一报社说，这是第一本全面总结重庆的书。最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强烈支持下，出了《重庆模式》。

　　【点评：苏伟教授领衔署名是恰当的，因为苏伟是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客观上一直是“重庆模式”推广宣传和理论阐述的领军人物，到大学多次演讲并接待外宾阐述“重庆模式”。重庆市委党校在网站院校介绍上开宗明义指出，重庆市委党校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因此苏伟教授应邀到全国许多地方宣讲“重庆模式”，领衔撰写此书，似不应视为重庆市委以外的纯民间学术行为，也不可能不汇报领导并获得同意，否则，重庆市党的宣传纪律也就过于涣散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这是第一本全面已经(似乎应为“阐述”)和肯定重庆做法的书，但重庆领导却不满意，多次声明没有什么“模式”，甚至连我们的好心也不买帐。

　　【点评：重庆也就是最近一年内“声明”过，应当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而刻意回避这一冠名，因为作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的重庆市委党校就在一两个月前还召开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清明还发表了讲话，声言“重庆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在全社会推广，还需专家学者们的论证和探讨。希望学理支撑能够转化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还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重庆党报发表市长如此讲话，其稿件不可能不经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尤其是黄奇帆市长本人审阅。这些，与重庆政要在与媒体面对面时否认提过“重庆模式”是自相矛盾的。(详见笔者拙文《从重庆政要回避“重庆模式”说起》)】

　　●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他们不应该和“三类左派”搞那么近。本来2011年2月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们就应该采取我的建议，向右转一下，宣布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结果，他们在抓李庄受所者(应为笔误，这里不作修订)以后，就去和“三左派”靠拢。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右翼方面更加猛烈的攻击。最不利的是，引起了中间派(我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疑虑和不信任。这可不是当年毛泽东的作风。连我们这样的中间派，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人都不能团结，怎么能不犯错误?

　　【点评：公然说重庆领导理论上有偏差，再联系下文说到的那些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你们可以“说三道四”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薄熙来为首的重庆领导理论上有摇摆或偏差呢?这样的“说三道四”份量也太重了点啦!难怪杨帆等辛辛苦苦为“重庆模式”作传，却据说不大受重庆欢迎。(但似未见苏伟教授有此一说),何故?——不过杨帆说的“和三类左派靠拢”倒是有许多佐证的，也道出了重庆很有意思的行为逻辑或思维逻辑。——而重庆领导对“杨帆们”因部分观点不同而不待见，确实有点傻啊，“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重庆政要忘了啊。薄熙来似乎应当反省一下多次向媒体宣示“我们唱红打黑不怕说三道四”的心态和必然造成的谁都不敢、不愿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了;此外，不说杨帆们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即使对不同的政治见解，薄熙来等是不是也应当看看马英九是如何对待竞选失败对手的批评意见的?不管是不是表面作秀，至少他敢于面向对手和公众表示蔡英文、宋楚瑜对他的诸多严厉批评他会认真考虑其中正确和合理的方面。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作秀”，也还是需要一些胸怀、一些政治智慧和修养的。难道不是吗?】

　　于是有胡七一讲话，有朱榕基回忆录出版，加强了“继续改革“的反左话语。迫使使重庆向民主法制改革方面转向。苏伟说重庆早就在设计民主改革方案。我说那太好了，薄书记真是全知全能啊，不用咱操心，让右翼的张鸣挖苦咱们的话就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在宣布民主法制改革晚了半年。且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

　　【点评：不管杨帆所言是否确实存在那样的因果关系，但多少透露出一点内情，客观上也透露出受到苏伟、杨帆等学者支持的“重庆模式”实际存在的问题。杨帆在关于民主法制方面所说颇为中肯。但为什么会“晚”?这不能说不与主政者的指导思想或如杨帆所言之“理论定位”有密切关系。还是那句话，“行成于思”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出版社在出版《重庆模式》以后，在宣传上遭到巨大困难，北京各大报纸刊物都不敢碰“重庆”事情，讳莫如深。知识分子，上海，广东，一片反对。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为重庆仗义执言，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也是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的一部分。或许他们自己不是有意的，至少说他们不了解北京的理论生态，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以为请了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就能代表理论界了。结果是被“三左派”趁虚而入——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这也就引起了右派极大的反弹和中间派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点评：我们不知杨帆所言“引起中央的不安”实指何为?但我们相信杨帆未必会空穴来风地乱说一气。这就难怪重庆一二把手一致改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搞什么‘模式’”了。此外，杨帆所说“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这倒是点中重庆发展实践中的要害问题之一了。】

　　现在纠正还不算晚。看他们2012年怎么干吧。

　　● 超越左右翼：“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

　　我和箫提出“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就是要打破左派抓话语权，和右派的虚无主义。承认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存在，以正确的理论去研究它。比如，以区域经济学来研究重庆的发展，以政治学社会学来研究其政治改革与社会管理。用意识形态方法，解释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是错误的，这样会继续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分裂，对中国和重庆自身发展都极为不利，甚至走向错误方向。

　　【点评一：所谓“重庆模式”亦即重庆的施政实践，本来就是意识形态浓厚的实践，从重庆主政者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充满着“姓社姓资”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而“唱红”和“唱读讲传”更加是意识形态化，且薄熙来就是声称“精神变物质”的，重庆媒体也确实不止一次报道过“唱红”治好了某人的病等等，更有甚者，“唱红”还夹带了“语录歌”和高歌“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一类文革的东西。“打黑”固然必须，固然很好，然而如“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李伟东所言：一下就抓了5万“涉黑”嫌疑人，最后也只判了1万7千人。笔者认为，假设这1万7千人判得都准，那么一开始多抓了3万3千人就难说没有扩大化和滥捕之嫌，无法不使人联想到“镇反”运动和文革中“一打三反”的高压态势形成的“红色恐怖”的场景。也正如李伟东所言：“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超越法治，人治更大，或者地方放大执行的问题，五万人判了一万七，我不相信三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就重庆市或者整个地区一下能抓出五万黑帮或者说一万七千黑帮都是有罪判定，这里或重或轻都有问题”。

　　而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薄熙来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张木生此言薄书记大约也难于进耳。现在杨、萧教授却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用心固然良苦，提法也真的颇有创意，但我国是把意识形态规范及一元化的要求写入了宪法的国家，中央领导也多次重申几个“决不搞”，而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实在也是薄熙来重庆施政的重要核心。杨、萧教授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点评二：当然，学术研究应当无禁区，杨、萧教授肯定可以继续”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但笔者不禁又想到，你研究对象的首创者、实践者都不认可你的冠名和研究，认为事实不是那样的，你的研究还能站得住脚，还有意义吗?但是，他们自己的市委党校自然可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继续研究所谓“重庆模式”的，甚至再开“研讨会”——只不过，再开研讨会时可能要把“重庆模式”改为“重庆探索”了，否则薄熙来书记真的要批评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觉悟了。】

　　我希望重庆领导提高理论自觉。

　　他们有他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不指望他们尊重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搞研究，研究重庆和中国模式，不会受他们左右，而且要以正确的理论去概括和影响他们。

　　今年，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也做到了。

　　可以说，重庆的前途以及中国发展的转型，还有许多选择和不确定性，我们尽责任，听天命。

　　【点评：呵呵，但愿薄熙来书记等重庆党政能够“被影响”，因为与现在相比，那样对于重庆发展、对于重庆人民多少是更有些好处的。“杨帆们”有着可敬的使命感。但笔者还期盼他们再多几分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