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长，都是直接从童年甩到成年，一两年迅速被社会催熟。我对成熟是有偏见的，我不想变成只能独善其身、内心很难被触动的人。我还在少年期”
2009年情人节的晚上，一个大龄文艺女青年在北京一家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自弹自唱了一首反映自己嫁不出去的歌。她是个除了西红柿炒鸡蛋以外什么都不会做的文艺女青年，从不收拾家，想找个搞艺术的男青年，可那些男青年“要么只爱艺术，要么搞艺术只是为了搞姑娘”。姑娘只好一直唱：奶奶奶奶奶奶的。台下的青年男女笑得喘不过气，冲她喊：邵小毛，再来一个！
一天后，这首没名字的歌在各个社交网站疯狂转帖，被命名为《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它的演唱者邵夷贝，一夜之间从有社交恐惧症没正经工作的不靠谱文艺青年，变成了北大才女、民谣歌手和内地“小清新”领军人物。
34个月后，年近三十的邵夷贝结了婚，从一个不快乐的商务代表变成带着乐队巡演数十个城市的歌手，给两部大牌电影配唱过主题曲，动车事故后写下的《正确死亡指南》在微博上被转发几十万次。但她看上去仍然拘谨，说几句话就自顾自嘿嘿笑起来，抓抓头，“我挺紧张。”
歌里怎么还有脏话
成为“小清新”教主和歌手，对邵夷贝来说是个偶然。她父母都是教师，小时候她考试得了95分，得到的也只有责难：为什么不是100分。长大后她分析，童年阴影埋下了她自闭的种子。
她以青海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进门时手里抱着本《北大诗集》，对未名湖畔象牙塔里的生活抱有极大向往。入学后老师对身为状元的她寄予厚望，她如实告知，因为小学时和同学竞争做班干部，得票明明一样，身为班主任的妈妈硬是选了对手，她一气之下再也没当过任何班干部。老师只能叹气。
她自此淡出了北大的主流生活轨迹，例如团干部、金融贸易社团主席或者学分绩点第一的学生。她说，北大7年，自己没学到什么，“考试前背背书就过了。上大学最牛的是，我玩了乐队和话剧。”大二时她在“莎木”这支校园乐队里做鼓手，同期导演了女性主义话剧《她独白》。读研后，她又和德国学生一起组了一支女子乐队“甜蜜蜜”。最难忘的是和其他社会乐队一起参加酒吧里的拼盘演出。“一晚上的收入大家分，一个乐队分80块钱，4个人，一人分20块，只够我们在24小时麦当劳里坐一晚上，第二天再坐公车回去。”
7年后，拥有北大硕士学位的邵夷贝发现自己很难与社会接轨。相比西装革履地讲英文找工作，她宁愿一个人在家待着弹弹吉他。她说，“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间长，都是直接从童年甩到成年，一两年迅速被社会催熟。我对成熟是有偏见的，我不想变成只能独善其身、内心很难被触动的人。我还在少年期。”
不做饭、不打扫卫生也不想经营生活的她让父母非常担心。很快，母亲搬到北京和她一起住。她被逼在一个师兄开的公司里谋了份商务代表的工作，业余时间和玩音乐的朋友们聚聚。母亲在解决了她的工作问题后，迅速将焦点转移到感情问题上。“她天天说我：‘都这么大了还剩着怎么办啊！’”母亲的絮叨转化成了她创作的动力。“《大龄文化女青年之歌》是真情实感。我在家一个人弹吉他，随意地唱起来，我妈是第一个听众，她听了就怒了，‘怎么能唱这种歌！里面还有脏话！’”
数月后，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她的随意弹唱被人录了下来，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小清新”与“投机者“
在被上百万人看过自己的视频后，邵小毛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她不怎么会弹吉他，只会几个简单的和弦；唱歌容易紧张，一上台就声音发抖。但命运垂青于她，在她尚懵懂时，谢立文和麦家碧已经选中她为国语版的《麦兜响当当》唱主题曲，因为她“不矫揉，不造作”。她自此走上专业歌手之路。
邵夷贝说自己“有点小才华，但绝对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才华”。很多人喜欢她，也有很多人骂她。在她的豆瓣小站里，最火的帖子叫《大龄文艺女青年邵贝夷(应为“邵夷贝”，原帖笔误。编者注)，你装够了吗？》，从2010年7月到2012年1月还有人回帖。她给粉丝取名“大英雄”，“我的粉丝太牛了，能不为别人所动，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定义的这个时代的大英雄。”
在她成名后，人们给她贴上各种标签，最常见的是“小清新”和“投机者”。
去年巡演时她特意设置了一个环节，叫“去你的小清新”。“你可以理解成去你妈的小清新，或者我们一起去小清新，随你便。我自己的理解是后者。以前我从来没自称过小清新，现在我就觉得，没关系啊，社会都这么污糟了，我就是个干净的小清新，怎么样。”
在她看来，小清新的真正含义里有对真善美的向往。“小清新只有两种，天真无邪或者内心强大。只有这样才能抵抗糟糕的世界。”
在她接连唱了3首带有政治指向性和社会新闻元素的歌曲《我们》、《现象2009》和《正确死亡指南》后，一些人开始指责她投机。
《正确死亡指南》中她唱道，“你教我死，我哪敢伤痕累累。在前进的火车下面，我不能扯你的后腿。”这激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但也让人怀疑，这姑娘是不是在利用政治事件树立自己的反叛者形象，政治是否成了她的工具。
这个说法邵夷贝一点都不陌生，“你说韩寒是不是在投机？如果一件事没有让我足够难过，我不会为它写一首歌。我写《正确死亡指南》的时候哭了。我们这一代人没什么情怀，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诗人，也不理解我想表达的这种东西。”
顿了一顿，她又说，“其实写时事的歌曲是特别不投机的一件事情，因为歌是你希望100年后还有人能为之共鸣的艺术载体，但政治歌曲可能一个月后流传度就会变得非常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写情歌的原因，因为情感多年后还会有人共鸣。”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