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Andrew Jones，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英文译者）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3页，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并且，据安德鲁介绍，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街2223号（2223 Fulton Street），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一切迹象显示，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同上书，第204页）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68页，大地出版社，台北，1996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4、205页，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2006年11月，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中国时报》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分别以《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和《张爱玲与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为题，在2006年9月4日、5日，以及10月6日《中国时报》上发表。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除原信外，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onionskin），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像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替张爱玲补妆》，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济南，2004年版）“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面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bl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水晶：《夜访张爱玲补遗》，同上书，第25页）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雪洞”的比喻，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Durｒant Avenue）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2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这是胡兰成四十多年前的话。（1958年12月，定居日本的胡兰成在月刊新闻社出版《今生今世》。）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世今生。前世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不能是香港或者广州，当然，更与美国西海岸的某个遥不可及的城市无关。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同上，第136页）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张爱玲绮语》，第53页，岳麓书社，1999年。）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44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 （同上，第137页），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同上，第144页）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 （同上，第149页）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却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从上海来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同上，第154页）
六
“张爱玲来美国时一名不闻。全美国没人知道他。”我对安德鲁说。坐在汽车后座上的维廉插嘴：“我们同张爱玲一样。”我疑惑地看他。他说：“首先，因为我们在美国；第二，全美国没人知道我们。”我们大笑。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President Cleveland），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提供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候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Ferdinand Reyher，1891－1969）。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他们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却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9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31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张爱玲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揿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胡兰成：《评张爱玲》，《张爱胡说》，第194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她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短的片段形式” （见2006年10月6日台湾《中国时报》），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1961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他写道：“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基本是本不朽之作。”夏济安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翻译了这段论文，上世纪60年代末期，张的小说才开始在台湾重获出版。
八
我晚于张爱玲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2025 Durant）；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645 Bush Streｅt?），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安德鲁，这位柏克莱大学东语系的名教授，是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划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1959年4月，张爱玲和丈夫赖雅乘廉价的“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自洛杉矶迁居至旧金山。先在鲍威尔街（Powell Street）一家小旅馆中落脚——我每次乘Bart从柏克莱去旧金山，都在这里下车——后在这里租到一间小公寓。他们在此住了很久，一直到迁居柏克莱。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三十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张爱玲：《金锁记》，见《上海两“才女”——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第79页，花城出版社，广州，1994年版）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里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十年，然后，离开。
九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6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胡兰成：《民国女子》，《张爱胡说》，第127页，文汇出版社，上海，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