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轰隆隆地刚开到天津，我正在看龙应台笔下的由台北展开的中国地图，看到长春街，看到辽宁街……那是台北的东北，也是中国的东北；是这列火车将要开去的东北，也是国共内战埋下几十万骨肉的东北。
但我要感慨的并不是“兵不血刃”的长春围城，因为历史并不是真的由胜者书写。真正值得书写的是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几千师生背井离乡，从中国的北方千山万水地往南逃难，只为寻一片安静的屋檐，开课念书。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条小板凳，上面叠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只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 这几千人手里唯一的课本，竟是一册《古文观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漫天的飘摇动荡，在它面前不过是一场背景音乐。谁有资格宣称，如此的文化需要他们来振兴？
“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那个时代北方的乡愁婉转到今天，仍能打动在长江边长大的我。究竟是什么比骨肉的永诀还难以忍受，让他们毅然选择了做狂风中一片漂泊的树叶，哪怕身不由己，哪怕朝不保夕？
昨天在多维博客上看到一个帖子，讲的是民国的小学课本。初小的教程，竟然已经清晰地谈论了自由：“吾有身体，无故而被拘束。吾有财产，无故而被侵夺。吾有言论著作，无故而被干涉。推之居处、营业交际、信仰，事事皆受限制，而不得行其意。则生人之幸福，其所存几希。甚矣，不得自由之难堪矣。”
彼时，北方的土改已经开始，土地、财产不论合法与否均被夺走，新潮的共产主义成为唯一被允许的思想。“老派”的人难以忍受自由的失去，携子弟生徒随国军在战火里逃亡。逃到永州的柳子庙，老师讲授的正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真不知那时的学生是该感慨苛政猛于毒蛇，还是该感慨不自由猛于战火。
就像胡适说的，我们祖国的伟大用不着小丑般的爱国者去赞颂。同样的，我们千古的文化，也不需要自以为是的执政者去振兴。执政者给文化带来的从来都不是振兴，而是比战火还具破坏力的对自由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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