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即便不是全无可能,我们也很难想象,欧洲领导人会向中国政府托钵“化缘”,请求提供资金纾困。同样,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访问华盛顿的中国领导人会公开指责美国政策制定者对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管理不当。但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去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加速了经济动能向亚洲的转移。

在201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欧洲恐怕还将继续与衰退共舞。许多经济学家称,除非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否则亚洲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将继续实现7%左右的快速增长。

命运的戏剧性转折,使一些亚洲人产生了某种必胜的信念。“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危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名誉教授德赛勋爵(Lord Desai)表示。“存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它已经得了‘老年病’。充满能量、创新和增长渴望的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德赛勋爵并不是唯一感觉到某种道德因果的人。他表示,几个世纪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被西方打上“烙印”,直到不久以前,还一直被斥为不能自力更生的“悲剧”。现在,他指出,更善于控制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力量的,总体而言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然而,这种胜利感仅到此为止。至少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原因,使得这场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对于东方而言,同样令人深深不安:

首先,除日本、韩国和少数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以外,亚洲国家仍然贫穷,或者顶多算是收入中等。许多国家计划走上一条逐渐吸收更多“资本主义”政策的未来繁荣之路,这些政策包括通过放松国家对银行、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经济向市场开放。但这样一条繁荣之路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危险,可能被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以及金融灾难所吞噬。

过去,亚洲的技术官僚信奉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逐步转型,对国内更加提倡干预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声音,通常持反对态度;如今,他们感到疑惑或失望。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李昌庸(Changyong Rhee)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1997年亚洲自身发生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府的论调发生了急剧转变。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自由放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母——为泰国、印尼和韩国等经济体开出了猛药。要求这些国家削减政府开支,而不顾经济衰退的事实;提高利率;切断银行与政府的联系;并且放松监管。而现在,西方经济体却在为自己开出几乎相反的药方。它们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降低利率,并利用政府资金为银行纾困。

从亚洲的角度来看,这使得西方看起来充其量只能称得上伪善。而往差里说,那些他们所信奉的关于应如何管理经济的论调,就都成了空话。“我们感到很苦恼,”李昌庸表示。“我们曾想采取干预政策,但被禁止了。那么我们现在该遵循何种模式呢?”他指出,中国一直致力于循序渐进的市场改革。“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速度是合适的?而现在他们却在质疑目标本身是否正确。”

野村综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Koo)从日本的角度看待危机。他表示,多年来,东京受到西方政策制定者的指责,理由是没有更快地核销问题贷款,以及没有采取更激烈的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他指出,他们不懂的是,在崩盘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由于私人部门负债严重,正常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经济教科书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眼下的危机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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