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宝富:中国政治改革的民主迷思
（201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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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聚焦
谢宝富
中国通行的宪法学教科书，都把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而非宪法性文件），由于该宪法是北洋军阀曹锟以每票5000元大洋，贿赂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以后制定的，所以被称为“贿选宪法”。第一部宪法即是“贿选宪法”，多少预示了中国宪政道路注定会有太多的坎坷与辛酸。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仍然误以为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助产士，可是在中国最近20余年来的政治发展中，民主所扮演的角色恰恰不是助产士而是避孕药。首先，很多中国人误将民主改革、政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三者画上等号，只要政府稍稍一碰政治体制，便会惊呼“德先生”（Democracy）的到来，该心态使决策者不敢轻易触碰政治体制改革这根中国社会超级敏感的神经。
其次，多数人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最终总把根子总结到政治体制上，认为只有进行民主改革，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既然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其他政体方面的改革至多不过是小打小闹，甚至是“做秀”，故而懒得去推动。
复次，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使决策者得出共识——经济改革无禁区，政治改革在民主改革时机未熟之时决不涉足，否则政改的门一旦开启就无法关上，是为中国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关键原因之一。
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改革
其实，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到来之前，中国尚有很多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具体工作亟需去做，而且也很值得一做。例如，从计划经济时代因循而来的政府层级过多问题，即是一个亟待改革的体制问题。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共有中央、省、市、县（市辖区）、乡（镇）五级实体政权，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下还有准一级政府的街道办事处，乡镇或街道办下，还有代行了诸多政府职能的村（居）委会。过多的管理层级导致了如下弊端：
一是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一些原本不错的中央政策，经过一级级地执行走样，最终演变为十足的坏政策，即所谓“政策在中央晴空万里，到了基层则乌云密布”。
二是众多行政编制被浪费在“用文件落实文件”的政府中间层级，使身处管理、服务一线的基层政府或准政府组织人手严重不足，不得不聘用大量报酬低、素质差、无编制的协管人员进行管理，不仅导致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而且使基层治理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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