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汪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大陆政治生态中日渐凸显出两种模式：重庆“唱红打黑”、崇毛左转与广东“掀起思想解放”、“第二轮改革”。两雄争锋，扬蹄较劲，已展示出两个风向和两条道路明争暗斗的发展趋势。

重庆的“唱红打黑”，主要想争取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而开放改革派的“思想解放”“二轮改革”，则更想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近些年来，“左”派与开放改革派尽管明争暗斗不止却又相对隐晦、含蓄，但最近随着中共“十八大”的临界，“左”派开始“唱红中国”，左潮进京；同时重庆官媒及网络水军，不断抹黑南方报业，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引起民众特别是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反弹。而广东掌舵人汪洋借势而动，走向前台，突然发力，借助于“骂娘论”、“忧患论”、“反腐论”和“政绩论”、“蛋糕论”，向全社会发出重要政治讯息。

2011年4月22日，重庆因报复律师揭露“黑打”黑幕的“李庄伪证案第二季”检方被迫撤诉后，当地有一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59个字的故事，讥讽重庆“唱红打黑”拉屎，便被判劳动教养一年。此案随即引发舆论轰动，导致网上恶评如潮。为此，2011年7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线与网友交流时，称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的问、虚心的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特别是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此“骂娘论”一出，即被外界视为是剑指重庆，言论治罪，迫害异己，在民间赢得喝彩。

建党90周年前夕，重庆反击舆论对其“唱红”批评，发表以《〈歌唱祖国〉等救国建国歌何罪之有》为题，在重庆市委机关报大加渲染，再推唱红歌，颂党恩，全国歌舞升平热潮。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反其道而行之，6月26日也在省委办公厅的“党员生活会”上，发表讲话，称“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汪洋意味深远地说，“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广州《羊城晚报》为此发表标题特别将“增强忧患意识”和“歌颂辉煌”用红黑字体对立彰显，其政治用意一目了然。针对社会普遍质疑重庆重庆运动式的反腐“打黑”，罔顾程序正义，甚至报复律师，吸眼球，搞效应等新闻炒作，7月12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分组讨论时特别强调，“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汪洋此“反腐论”发言，明显是毫不隐讳地批判了重庆一阵风的“运动模式”。

重庆不断利用媒体造势煽情，大搞面子工程。诸如红色卫视、红色主题公园、千人唱红歌唱团炫耀北京等等，一项比一项更肉麻。为此，7月12日上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主题报告时，又刻意发表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讲话，声称不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这就是汪洋风靡网络，并引发热议的“政绩论”。当然，踢爆网络舆论的还有汪洋针对重庆所发表的“蛋糕论”。7月3日，重庆掌舵人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7月10日又在重庆召开“2011中国农村经济论坛”上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然而第二天，汪洋便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针锋相对地说，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由此，这两种不同的“蛋糕论”便开始在舆论界、政坛膨胀、发酵。

明眼人看出，重庆偏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公平”；而广东偏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效率”。其实，做蛋糕重发展，分蛋糕重分配。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眼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解决好分配应是主要矛盾。汪洋借“发展”要压倒“分配”，显然不为百姓所理解。为此，重庆抓住汪洋的“蛋糕论”，7月17日又在重庆日报发出《重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文章，文中锋芒毕露的说：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记得重庆掌舵人走马上任后，就迎来老将军后代“唱红”合唱团全国巡演重庆首演，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大肆涂红重庆脸谱，招之不少人质疑重庆返“左”倒退。然而，重庆反复强调：不怕人说自己“左”，不管别说“三道四”。从政治权力传承的渊源上看，作为红色贵族之大员，要想窥视未来权力高端，是一定要充分挖掘、利用其血统资源的。更何况当今中国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官民矛盾、贫富冲突激化，更不会放过政治投资的民意源泉。于是，重庆便由聚集左派势力与红色贵族阵营的“唱红”，发展到争取普通百姓与弱势群体的“打黑”。然而，在当今中国，“唱红”并不一定就说明自己就真红，“打黑”若不遵循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本身则也就与黑无异。

就在重庆“唱红打黑”，返身向左时，汪洋却在广东“掀起思想解放”与“第二轮改革”。记得，2008年汪洋就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要“杀开一条血路”，引起舆论轰动。接着汪洋又大言要破除“言塞湖”，博得不少知识分子与新经济阶层人士的好感。为此，人民网还刊发《汪洋剑指“言塞湖”振聋发聩》文章。2010年1月5日，南方日报等广东各大媒体皆在头版头条刊登大幅标题《深刻认识胡锦涛对粤新期待》图片与文章，接着又刊发了《广东掀起“第二轮改革大潮”民众利益决定成败》文章，并迅即登上新华网首页。该文大肆宣传广东改革勇闯深水区：“简政强镇”事权改革试点；“行政三分”改写国内城市“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的现状；重大事项不过政协不落槌、政府越权决定人大可撤销等等政治议题，与重庆一言九鼎的“唱红打黑”模式叫阵。2011年7月中旬，汪洋在省委全会的分组讨论上与代表交流，要求“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他说，要发出基层的声音。汪洋连续发出“幸福广东”、“公平正义”、“小政府、大社会”言论，还对一位记者提出建议说：“记者需要去挖掘基层的声音，我们都说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所以不要把人民群众的声音变成沉默的声音。群众的话语权非常小，要想办法让基层群众发出声音。”汪洋的这些说法，其实与人民日报评论部自2011年4月21日起连续发表的提倡“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等 “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汪洋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悉，重庆设计的路子由三步构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唱红，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经进行到关键环节，其在北京的人脉也公开表态支持。比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周衡义的文章《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此报道立刻被重庆宣传部门升级为“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路”。然而，重庆主导的打黑负面效果日渐显现。比如司法权力全面扩张，一些地方对本不够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并经公诉而审判，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对单个公民的严打作业。律师业内人士估计：此类案件仅2011年至少有5万起以上；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至少从每个案件上勒索3万元好处费，贪腐总额不算大，但是涉及面十分广泛。

公检法办案人员流水作业进行“合法的敲诈勒索”，再一次证明政法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进一步地制造了官民的对立。广东的乌坎事件之初对薛锦波等人的抓捕以及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就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对单个公民严打的个案。由于此种机制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会在特定时点爆发出来，当局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尽管以上状态不全是重庆打黑负面影响的结果，但重庆打黑变质为黑打，却是最新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据北京一位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高干说：“李庄案件是佐证，是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也有专家表示：“打黑变成黑打是‘重庆病’，其传染性质十分恶劣。”

重庆现在已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肯定唱红来表明自己的高层支持率。有了这个基础，又在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大讲共富概念。为了让共富概念有可测量的维度，声称“到2015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2.5比1，基尼系数压到0.35。但问题是，不仅重庆而且在全国各级“两会”中，暴富阶层是重要构成部分，要从这些人口袋里弄出钱来救济穷困百姓，无异于与虎谋皮。纵观历史，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说要重搞社会公平，但最终他们均与巨富阶层形成了共谋。中下阶层能够“致富”或“脱贫”的手段就是投身战争，从异国抢掠回来大量物资与钱财。为了保证暴富阶层不对“共富”概念产生疑惑，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曲线表达心迹：“共同富裕绝不是‘劫富济贫’，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但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实现共富的制度基础，重复前苏联的“休克疗法”治理危机才是出路，凭重庆地方的一己之力，难收普遍的制度示范效应。

“重庆病”具有传染性，正如前述司法权力体系一条龙式地对单个公民进行严打一样，全国都在染病。毫不夸张地说，“重庆病”是当今中国的“政治非典”。

一向以政治开明著称的广东也受到了“重庆病”的感染。比如，对于广东汕头海门镇民众抗议华电项目的群体事件，虽然表面平和处理，但汕头市市长郑人豪对媒体公开放言“部分人非抓不可”，因为那“部分人”是受了境外媒体的影响，“居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郑人豪的论调与北京高层表扬的“乌坎转机”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

其实，重庆和广东，在大陆的政治上有着共同性，即维护政权的稳定与传承。然而这并未能掩盖在同一战场上所代表的不同权力与利益所产生的不同路线。而今日中国，公民普遍期盼宪政变革，因为只有在宪政框架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才能真正有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排除特殊利益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刚刚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月刊2012年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对新一年的期待》，提出上述观点。吴敬琏称，2011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但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这些问题的症结，吴敬琏认为，在于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

吴敬琏指出，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国社会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面对这样的形势，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显然在广东，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改革跑在了前面。2012年2月1日，乌坎人40年来第一次公开选举，村民们积极参与，18岁以上的村民都有选举权，8、90岁的老人都参加了选举，就是一个明证。

2月1日，据村民介绍，今天的选举是为3月份正式选举村委会做前期准备工作，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派人到村和几十个村民共同组成公证团，共同监管选票，乌坎的代表林祖銮和东海镇官员欧阳为总监管。10几个警察进村维持秩序，也有世界媒体20多人到乌坎，报道他们的选举情况。村民今天特别高兴。

一村民说，这是我们村第一次公开，公正的选举。这么多年来，第一任的村长当了40多年，我们都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听说老人8、90岁都不知道有什么选举，不要说我们年轻人了。这是第一次，所以比较重视，只要满18岁，都参加。至少我们打败了贪官。另一村民说：因为要公开选村干部，不是以前那种没有人知道，或者暗中操作、蒙蔽所有的人。现在我们村民都有权利票，可以投票，今天的投票率85%以上。

村民表示，这还不是他们最后的胜利，他们还要把被贪官出卖的土地要回来，账目要查清。接下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解决，我们几个月以来的这个心愿。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我们乌坎村委会的成员全部成立起来，然后做事就可以有头有尾，不是中空。村民透露，过去村里的土地被贪官卖掉，生活非常艰难，家里人口多，连买地盖房的钱都没有，但村官开着豪华车、儿子拿大钱做生意，钱从何而来？你看他们当官的，坐的小车上百万，住的别墅装修的象皇宫一样。那些钱都从哪里来？还不是卖土地的。村民表示，他们过去上访多少次，没有任何结果，是他们的抗争、他们在被围困的日日夜夜的团结一心，才换来今天的结果。村民非常感谢媒体对他们的帮助支持，欢迎所有的朋友到乌坎来。……

听了乌坎村民的表达，人们就会明白：汪洋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不仅有广大的老百姓，还有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