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是谁要吴英死？

1986年，《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到浙江温州采访，在一个长篇报道中，她用了这样的一个开篇：“傍晚，过了六点，国营商店关了门，个体户便活跃起来。”

这是一个充满了寓意性的情景：阳光下的市场是属于国营企业的，黑夜则属于个体户。

在孟晓云那篇充满了正面报道气质的通讯中，她并没有涉及这样的内容――就在当时，一群属于黑夜的“金融鼹鼠”正让温州陷入空前的混乱。

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在那时已有“半壁江山”之称，民间对资本的需求空前高涨，然而国营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在1984年，温州苍南出现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方兴钱庄。遗憾的是，它的招牌仅仅挂出一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以违反国家规定为由摘除了。从此，民间金融在毫无制度约束的前提下，转入地下。从1985年之后，温州九县两区30万人卷入民间借贷活动，涉及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由于无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转化为恶性的高利贷事件，当地人称“抬会”。到1986年春夏，资金链突然断裂，各地相继爆出会主潜逃的消息，抬会体系瞬间雪崩。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这是1949年迄今，最为恶劣的金融破产事件，地方政府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一位33岁、名叫郑乐芬的妇女被当成罪大恶极的首犯，判决死刑。

令人惊奇的事情是，郑乐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处决，在这段时间里，浙江法律界对死刑判决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郑乐芬的辩护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是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从法院提供的证据来看，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事件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因此，法院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

就在郑乐芬被处决的1991年，在距离温州600公里之外的金华东阳，一位时年10岁的乡下姑娘吴英，正背着书包，走在去小学的土路上。她不会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她将步郑乐芬之后尘，成为另一起民间金融事件的牺牲品。今年1月18日，吴英案二审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对被告的死刑判决。在过去的两周内，舆论界及法律界出现了一股为吴英求情的热潮。

当年致郑乐芬于死地的投机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决死刑的罪名是集资诈骗罪。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另外两位浙江籍女性――丽水的杜丽敏和台州的王菊凤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诉求放在了地方官员贪腐和资产处置的不正当性上，有传言，东阳当地政府官员私自拍卖了被没收的资产，而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以致于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请，希望严惩吴英。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这些人是杀死吴英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