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宰贤 |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以韩为鉴

　　“高成本、低效率”——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韩国最常听到的词。
 
 　　1988年首尔奥运会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当年韩国人均GDP突破4500美元。奥运会期间，韩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随后，过热的投机令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强硬的工会则让工资开始猛涨，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韩国工资年均增长11%左右。各种成本的上涨以及诸多管制，使得企业经营成本日益增加，但韩国未能成功改变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这个原因，韩国经济逐渐失去了其成长动力。
 
 　　但1997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韩国经济。1995年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1779美元，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但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负增长6.9%，韩元大幅贬值，1998年韩国人均GDP急降到7724美元。直到2000年，韩国人均GDP才恢复到11347美元。人们对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经济改革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当时的改革，韩国经济重新回到增长轨道。
 
 　　中韩日三国举办奥运会的年度——中国是2008年，韩国是1988年，日本是1964年——也许可以作为各自经济发展阶段的非正式参照。由于中国地大人多，同时显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甚至一些偏远地区仍处于落后国家的阶段，因此，不能直接拿中国与韩国对比。但整体而言，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状态，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韩国经济的状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开始攀升，但是其经济效率往往没有跟随成本的上升而提高，这最终会导致“高成本、低效率”的出现，往往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年均10%的快速增长，增长背后的最大动力是廉价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以及地价。然而随着物价、工资、房价的上升，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失去了优势，当今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仍然任重而道远。不妨将“高成本、低效率”的前一阶段称为“低成本、低效率”。在这个阶段，与中国竞争的无疑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即使效率低，但可以利用更为廉价的成本打败竞争对手。但是，成本高涨后，即进入“高成本、低效率”阶段后，中国很难保持竞争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的竞争对手已应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在进入“高成本”的状态下，最好的做法莫过于通过“创新”来提高附加值以及效率，即实现“高成本、高效率”。或者，通过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倘若整个社会以及企业不断力争并实现上述内容，它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进入通往发达国家的路程，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展示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与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不同，韩国有幸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去年10月25日，亚洲开发银行(ADB)发布一份题为《亚洲2050：实现亚洲世纪》的研究报告称，通过培育中产阶级以及转换到知识经济，韩国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该报告高度评价道，韩国高等教育普及度高达95%，超过美国的82%；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为3.4%，位居世界第三；超越“追赶式发展”，并实现以企业家精神以及技术革新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坦白地讲，我认为上述报告过于看好韩国经济。韩国尚未完全摆脱“追赶式发展”模式，最近如火如荼的智能手机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三星电子通过追赶掌握市场份额，仍是快速追随者(fast follower)，而并不是像苹果那样作为先行者(first mover)牢牢掌握了智能手机市场。但是韩国以教育和技术革新为基础，实现了大幅度的产业升级，并以此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不争的事实。进入21世纪后，韩国经济持续了良好的增长，人均GDP从2000年的11347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0591美元。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具有制造业附加值较低、服务业比重较低、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富差距较高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特征。此前，中国依靠国外的技术、资本和市场来发展经济。然而，当今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只能通过自身的技术革新及培育国内市场才能解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中国只要赢得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就能够持续增长。但是当今中国的竞争对手不是那些发展中国家，而是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只有通过政治、经济体系的彻底改革，才能赢得其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只有这样它才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0 发于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