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 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上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林蕴晖先生的大作：《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林先生把那些故事娓娓道来，使我们复有置身其间之感。这些当时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争论，不仅涉及所谓“劳动致富”，也不仅限于“农村问题”。我以为，它们正是解答“革命转变”（或曰“新民主主义何以放弃”），这一个重大问题所不能回避的。其中，在解读毛泽东的想法时，林先生引用了杜润生的一段回忆（页290）。这段内容特别关键，虽然一向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一是《杜润生自述》发表得晚一些（2005年，人民出版社），二是有关段落存在若干删节。我因帮助杜老做过一些文字工作，对“内情”有所了解，手里也保留有一部“原稿”，因此能斗胆转述如下（文字略有删节，对比参阅《杜润生自述》31页前后）：
       1953年1月与毛泽东会面，从中南海出来后，在汽车上杜润生与邓子恢有一段对话，杜润生说：
       我的看法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是可以的。他们说动摇私有制，客观上也有可能，这一点，山西省委已做了说明，不过全中国那么大的社会，办几个合作社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第二，农村两极分化……在现有条件下，还没有到来……把农村分化描述得太厉害，不合实际。少奇同志对山西试验合作社说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未免提得太高。他是主张先工业化而后有农业生产社会化的（按：这恐怕也是当时普遍的看法）。
       我还说，这些都是次要问题，最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的手工业工场。毛的意见是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先有机械化然后才有集体化的思想。我的意见是∶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工业从个体手工业变成手工工场，可以搞流水作业，因为工业有个厂房，有块土地，就可把大家聚集在一块生产。农业在广大的土地上生产，土地是分散的，不可能把太阳集聚在一块土地上，对劳动者也不能直接监督管理。如果土地收益多少和农民利益关联很薄弱，农民不自觉，就会磨洋工，造成减产。农业还有个季节性，有的农活要靠众人动手抢季节，哪个农民也不能只会锄地，不会收割，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上分工，不能你锄草，我闲着。都得学会全套农活，没有那种流水作业（按：至今不少学者仍以此一段话，即农业跟工业的不同，来解读杜的有关思想）。
       记得我讲了这些话后，邓老让我写个报告。此后和陈伯达说起此事，那时候陈伯达是毛泽东的大秘书，帮他读原著，发现西方的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阶段（《自述》印成“工厂手工业”，有误）。他说，手工工场是马克思说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毛主席所以强调办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业化、机械化，不等外国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他还说，马克思主张“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我说：这不是“劳动营”了么？他觉得我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不尊重马克思，反对毛主席。当下他很不高兴。
       在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劳动营”一句，是见不到了。
       1998年在广东西樵通稿的时候，杜老已经预见到“劳动营”可能难于发表，打算主动删去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太重要了，是画龙点睛之笔。杜老遂对我说，将来你找机会把它补上吧！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他老人家了。
       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润生的这段话非常重要，是他思想的精华。弄明白这一思想，就可以解释中国集体化历史里，几乎所有那些重大的问题了（否则便不可能）。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农业工作不好监督，监督再好，劳动者一样可以有“反行为”（杜老所说农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劳动进度、产出残次品等，皆是），而且比较起来，工厂更甚（这些可都是当日的“盲点”）。
 （《炎黄春秋》2012：2；文字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