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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13日起将对美国进行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是继两国元首互访以及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之后，两国高层之间的又一次重要访问。据奥巴马政府说，奥巴马与习近平展开闭门会谈时，预计将会着重谈到两国间某些最具争议的问题。习近平访美正值中东和亚洲的政治危机此起彼伏之际，既有叙利亚一触即发的内战，也有朝鲜政权过渡带来的潜在影响。而此次访问还有可能让即将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有机会向美国展示中国新的形象。习近平第一次访问美国是1985年，当时他率领一个农业代表团前往艾奥瓦州，与习近平此次访美一样，胡锦涛2002年时也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访问美国的。综观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都会出访美国，使得这种出访更像是一种领袖之间彼此认同、结拜的仪式，也即俗话说的——“拜码头”。
习近平访美毫无例外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而这次访美，在国际大形势下其背后更有一层深意。这层深意，不亚于邓小平当年访美的意义。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可以看作是两国间的破冰之旅，但此后，由于种种国内国际因素，两国的关系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70年代末，由于苏联在全球的战略紧逼，中美建交的进程加速了，此时的中国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急需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秘密地进行了长达到6个月的谈判，卡特政府最终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即同台湾断交、废约以及撤军。为了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1978年12月14号，卡特向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发出访美的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刻作出访美决定。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随后美国人敏锐地发现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将主导中国未来的变革。1月2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登上了飞往美国的专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出访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位个子不高，带着四川口音的中国领导人立刻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旋风。
事实上，访美对邓小平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为政治体制改革寻找突破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两个凡是”被视为阻挡邓小平复出的挡箭牌。虽然在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终于复出并主持国务院工作，访美邀请也正是在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如何使自己的政治改革思路贯彻始终不受阻碍，如何获得更多国际新动向新方法，访美便是邓小平此刻极佳的选择。
因此，在1978年1月至1979年2月的一年间，邓小平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帮助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初步形成了通过实行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其意义必须放到历史转折的大背景之下去理解。实行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因素是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访美之后，1980年-1981年华国锋随即辞职下台，邓小平换上了一批改革派走马上任，出台和推动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可见邓小平的访美之行，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进程的关键一步。
第二，为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方向定调。可以说，邓小平访美、访日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奏曲。结束美国之行后，邓小平还特地顺道访问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并乘坐了日本新干线火车。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还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回国之后，一场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就开始了。
访美日回来后不久，邓小平就提出试办经济特区，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窗口。接着，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智力以及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等工作全面展开。这一个个大手笔，使对外开放精彩纷呈，很快成为共识。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在深入剖析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概念，这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的表述。以此为依据，到年底，邓小平修改了过去提出的不切实际的中国20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确定了“小康”目标。同时，他还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新观点，为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指出了攻坚的方向。毫无疑问，这些对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新思想都是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共需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理念。随后中美两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文化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到这些协定时感慨地说：“中国的大门再也不会关闭了。”
第三，为攻打越南拉拢国际盟友。在中美苏大三角中，中苏自六十年代交恶，从此成为死敌。中美关系正常化对苏联来说，也是一大坏消息。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开始在中南半岛扩张势力，推翻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试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当然为中国所不能容忍，北京政府当时是支持红色高棉政权的。越南越来越疯狂的排华活动更是火上浇油，使中越边境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另一方面，美国在越战中日益不利，失败已成定局，心虽不快，也属无奈。因此，在遏制苏联霸权主义这一点，美国同中国的利益惊人的一致，因为中国就是需要寻求这样的战略“盟友”。
1979年1月27日，即邓小平访问美的前一天，塔斯社报道了大批中国军队向中越边境集结，并对此表示关切，其他国际舆论的报道也对此作出种种分析和猜测。邓小平抵达美国后，中越问题成了各国记者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这些疑问，邓小平是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地说：“必要的军事调动是有的，这点你们很清楚。”问军队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他说：“我们得等着瞧。”最后，邓小平强调说：“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在接下来与美国总统卡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谈时邓小平都表达了他对越南的态度。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的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几天之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说：“对侵略者不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邓小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随后，越南自卫反击战开打。这场反击战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伤亡惨重。而这十年，也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深刻印证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
可见，通过这次访美，邓小平的收获颇丰。中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的外部资源和动力。若干年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仍念念不忘邓小平访美之行，称之为“外交政治的成功范例”，这与邓小平“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外交观念是离不开的。习近平副主席的这次访美，带给美国人“大礼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将带回什么“大回报”我们将继续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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