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红歌”这个概念应该停用

　　2009年5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的通知》，同时推荐了100首爱国歌曲。虽然推荐的歌曲中仍然有一些曲目是有争议的，但毕竟没有用“红歌”“唱红”这样的概念。中宣部还是有些谨慎的。

　　笔者未有考证，“红歌”的概念是否为重庆首创，但它是因重庆轰轰烈烈的“唱红”运动走向全国的，这大约没什么争议。正如香港《大公报》载文称“只要一提起红歌，大家就知道指的是重庆红歌”。确实，全国一些地方纷纷有所效法，然完全自发的少，地方或单位领导组织的还是居多。据说唱红是为了“提振精气神”和弘扬革命传统。

　　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从古至今不大注重概念和逻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到了21世纪的当代，当我们正经使用一个概念且将它用于学术讨论和公众事务时，如果马马虎虎不注意严格界定，就很容易出现误差和导致事物的异化。

　　笔者认为：“红歌”就是一个很模糊很不科学的概念，由于直到1978年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红色文化”具有客观上存在的两重性，即弘扬革命价值观的先进的一面，和宣扬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极左错误思潮、错误路线的一面。而“红歌”这一模糊概念是无法分清上述是非的，客观上已经混淆了是非，搞乱了思想，所以应当停止使用“红歌”、“唱红”这样的概念。代替它的应当是“革命传统歌曲”和“爱国歌曲”、“文化经典”等等名实相符的概念——尽管它似乎不如“红歌”那么简单，那么易上口，但它内涵清晰，指向明确。

　　一、我国“红歌、红色文化”中的两重性互相胶着难以切割

　　泛泛而言，红色象征革命，红歌即“红色歌曲”亦即“革命歌曲”，是赞扬和歌颂革命价值观和祖国的歌曲，咋听似乎无可挑剔。但如前所述，由于特殊的历史缘故，红色文化、红歌已经具有两重性，有时胶着在一起很难切割。同样颇为支持“重庆模式”的著名学者萧功秦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红色文化资源客观上是具有两重性的，这就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的。”他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应该对重庆的唱红运动做出一点反思。这是因为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维持现有秩序的一个制度上的合法性的资源来源，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和毛的晚年的错误分不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这个条件下，红色文化和文化革命当中极左思潮、和中国革命的红色传统同时分享了‘红’这个符号。文革中的红海洋、一月革命的红色风暴、红卫兵、所谓红色恐怖万岁等等，都是在所谓的极左的红的下面搞的。如果说红的话，毛比刘少奇还要红，要唱红的话，就要落实到毛那里去。”尽管萧功秦是“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之一，而且是支持“重庆模式”或曰“重庆探索”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萧功秦教授具有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他的阐述是无可辩驳的。

　　“红歌”中的一部分与中国革命产生曲折和倒退时期的“文革”实在无法分开，其实在中共领导革命的曲折历程中最“红”的恰恰是最黑暗的“文革”时期——举国上下到处是红旗、红袖章红卫兵红小兵、红标语、红宝书，天安门更曾经有8次共数千万人挥动“红宝书”形成狂热的“红海洋”，高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伴随而生的还有发生于部分地区“革命群众”滥杀所谓“地富反坏右”的“红色恐怖”。在这个历史时期，“红色”早已异化为它的反面。这就是“红歌、红色文化”在我国特殊历史中的两重性。

　　这两重性，有时可以表现在同一首“红歌”中，举例来说——

　　例一：产生于1976年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就歌曲的艺术性来说，很好，感情真挚，旋律优美。但由于当时文革还未结束，所以这首歌除了表达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爱戴和崇敬外，自然也包含着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色彩。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可以姑且忽略不记，而当我们今天还唱着这样的歌词我们就很难不去考虑它的负面影响：“春风最暖，毛主席最亲，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当时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我们今天是否还是要在这样的“路线”指引下去走今天“航程”?

　　例二：位于河南林县的“红旗渠”是了不起的，它的修建历时10年(1960-1969)，由于最后竣工于文革期间，于是便一概算作“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其实应当说是林县人民顽强不屈精神的伟大胜利)，但产生于文革中的纪录片《红旗渠》及其主题曲《敢叫山河换新装》就明显刻下了文革个人迷信的烙印：“心中升起红太阳，千军万马战太行，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定叫山河换新装……誓把河山重安排，……荒山变成大寨田”。这就是某些所谓“红歌”两重性的胶着。当我们今天在唱着这些语句时，有多少人能想起当年林县的杨贵书记在文革中所受的劫难，有多少人能从红旗渠修建的一波三折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呢?一个劲儿的“唱红”是容易的，但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却是困难和痛苦的。而在这首歌和文革中《红旗渠》纪录片的影响下，在教条主义、个人迷信登峰造极的文革，一些地方在“上级”旨意下，不顾本地实际情况，盲目修筑“大寨田”和类似红旗渠的工程，结果遭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浪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许多类似的工程被迫下马。这些都是当年鼓吹所谓“人定胜天”“誓把山河重安排”这些违反客观规律的极左思潮的后果。其实，红旗渠近10年建设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如果总结起来，倒真的具有深刻的反思价值，对改进我们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许比简单地“唱红”有价值得多!

　　“红歌”中这些正面与负面因素胶着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剖析。而当《光明日报》载文言之凿凿《“红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教育》时，其作者对“红歌”的概念恐怕也未作如上深入的思考和界定。

　　二、“红歌”概念的含混不清导致“唱红”异化倾向明显

　　毛主席语录歌是不是“红歌”?

　　诚然，重庆以及中央10部委在推荐的文件中并未将毛语录歌列于其中，但正由于重庆使用了“红歌”这一含混不清的概念，中华红歌会上“红海洋”的场面和某些“红歌”的内容与文革无异，在全国造成轰动效应，导致重庆和一些地方竟然再度唱起“语录歌”。重庆电视台“天天红歌会”渝中区关注民生的开场歌就是语录歌“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颇似文革中任何文件必以毛语录开头一样(见中国网络电视台-综艺台《天天红歌会》 2011-04-14 )。在重庆的一次数万人集会中也曾出现万人高唱语录歌的“壮观”场面。这客观上是对文革的歌颂还是批判?是怀念还是摒弃?答案无疑为前者。

　　众所周知，《毛主席语录》和“语录歌”是文革个人迷信的巅峰之作，毛语录是林彪下令编写并亲自撰写《前言》从部队推广到全国亿万人民人手一本到数本的，是他“向上爬”的重要工具。毛语录在文革后停止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极容易使人们对毛思想断章取义，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片面理解毛思想。比如毛泽东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四个字“造反有理”，这种掐头去尾抓住一句话即为“尚方宝剑”的后果是全国造反派盛行“打砸抢”，名胜古迹毁坏无数，个人财产随意被查抄，个人人身权利任意被剥夺和遭受凌辱——因为毛主席说“造反有理”!而文革中遭受冲击和迫害的多数并非所谓“走资派”。

　　在重庆狂热的数万人高唱语录歌时，在一场场所谓“红歌会”中，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大约未必像笔者这样去仔细思考当时的行为、思想的内涵及其效果，可以说大多处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可文革中种种非理性的狂热现象正是“集体无意识”(亦即所谓“盲从，随大流”)的集大成，对这种客观存在的“集体无意识”的掌控是活动或曰运动的策划、指挥者应极其谨慎和警惕的，因为它极容易因缺乏理性而走偏失控，产生某些令人始料未及的效果，“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不错的提醒。

　　在重庆“唱红”的影响下，韶山、井冈山等地的唱红更是从内容到衣着到一招一式完全复现文革，使人看来恍若隔世(见文后索引视频)。为何会这样?

　　这些地方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高举“唱红”的大旗，他们热烈响应的行动说明他们应当没有对文革的厌恶之感，在“唱红”的大旗下，在重演文革的一幕幕形式中，一些人宣泄着一种潜在的情绪——即对当下一些社会问题、弊端严重不满。这样，盲目的“唱红”就在它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否定改革开放的情绪宣泄——对毛时代的狂热歌颂、缅怀，同时对当下许多事物的严重不满，这是很自然的逻辑。重庆官方应当不至于看不到这一点。

　　在坚决支持“唱红”一些人的头脑中，认为当下的问题、弊端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是一股潜在或已经显现的思潮，他们对改革开放是否定的，有的甚至希望中国回到毛时代，当然他们由于年龄的或其它的原因，已经忘记了毛时代人民生活的困窘、物资的极度匮乏、蒙冤上访照样挨抓、冤假错案堆积如山、饿死、被整死者不可计数。笔者与他们的共同点是认同当下的问题和严重弊端;与他们不同的是，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深化改革或曰拨正改革的方向路线，而不是回到毛时代。历史已经证明，回到“毛时代”，再按毛的极左路线行事，中国将毫无出路，人民更不会幸福。

　　竭力鼓吹为文革翻案、竭力反对改革开放的“乌有之乡”等对重庆及其“唱红”推崇备至，重庆公安局打出标语列队夹道欢迎“乌有之乡”及全国“红色网友”造访，即是对“唱红”的异化现象最好的证明。《重庆日报》一篇被广泛转载的报道，某位12年前被诊断为鼻炎癌晚期的44岁女性，在化疗期间唱着红歌，挺了过来。忆起当年，她十分感慨“是红歌让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并称“一听这歌，我就忘了病痛，感到神清气爽，红歌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支柱。”——类似这样的报道在文革中我们曾见到太多，已沦为历史的笑谈。“唱红”已经异化为新的唯心主义的造神运动。

　　这就是“红歌”概念的含混不清导致“唱红”明显的异化倾向。

　　三、重庆自己的行为证明了“红歌”这一概念模糊，可以任意解读

　　2012年2月，重庆把“红歌”唱到了香港，据说轰动一时，甚至“一票难求”。尽管重庆方面将其称之为“文化经典现代红歌耀香江重庆‘唱读讲传’香港行”，参加这次香港行的团体临时命名为“重庆‘唱读讲传’群众演出团”，可是香港和大陆媒体报道并不买账，一律还是以“红歌”报道。如央视新闻还是以“重庆红歌到香江 传统文化过元宵”为题报道。

　　香港行演出的总导演陈骅曾向有关人士说：“现代‘红歌’泛指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创作和传唱的积极健康、催人奋进的优秀歌曲”——笔者以为如此界定倒是不错，可在现实中，由于“红歌”概念指向的模糊性，人们(包括重庆的“唱红”实践)还是将毛语录歌和鼓吹个人迷信的文革歌曲都囊括在内的。陈骅还举例说：“演出中既有古代经典的东西，比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也有国外的经典佳作，如《雪绒花》《红河谷》《友谊地久天长》等等”，是的，还有《滕王阁序》呢。这就已经把“红歌”泛化了，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红色”和“红歌”了。

　　据《联合早报》报道：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表示，红色是中华民族自古崇尚的颜色，包括贴红春联、挂红灯笼。而唱红是唱所有健康、令人奋发的经典歌曲，包括健康向上的流行歌。他说，唱红是“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简称，内容丰富，不是一味的革命歌曲，更非文革歌曲。其中读经典更是为了改善国人的不读书的习惯，传箴言则是为取代流行的黑色幽默和黄色笑话。——呵呵，如此泛化的“唱红”。

　　重庆对于“红”与“红歌”的泛化性解释，更加说明了他们对最初搞唱“红歌”运动内涵的自我修正和自圆其说式的任意解读。可是，当把王勃的《滕王阁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诸葛亮《出师表》《后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等都算作是“红色文化”时，我们真的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红色”什么是“革命”了，为什么要将这些中华文化经典统统称之为“红色文化”?

　　而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说，中港文化不同，“红歌”更易引起误解，正因如此才要“原汁原味”，“有意识地回避就是掩耳盗铃”。因此在香港的唱红表演与在重庆并无差异——此说有点过于牵强而无视事实而真的“掩耳盗铃”了，蒙蒙香港市民似乎还可以——重庆中华红歌会的视频还可以看到，香港演出的视频和曲目也可以看到，两相对比，从内容到服饰，能说是“原汁原味”?

　　如果说香港一部分市民对重庆“唱红”还有一些热情的原因，我们也很难说其中复杂的成分究竟有多少属于我们所看到的重庆“红歌会”那样的“唱红”了。而据《联合早报》报道：“主办方称表演属公益性质，只派票不公开发售，其中联合举办活动的香港中华文化总会、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等团体优先获票。一名参演的重庆消防员透露，之前已随团到过北京、澳门等地表演。本报记者在休息室碰到3名小学生，尝试问她们表演准备的详情时，学生以‘不能单独接受采访’为由拒绝透露。”

　　四、结 语

　　正如重庆政要现在改口不再说“重庆模式”而说什么“重庆探索”一样，重庆开始对“红歌”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和修正了，这也未必不是好事。但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红色”及“红歌”做任意的自圆其说式的解释，“红歌”已经失去了它本来在公众心目中固有的意义，因此重庆用“唱红”作为传统经典、积极向上健康歌曲等的代名词，有必要吗?由于一开始在指导思想和运作方式上的失误，在重庆“唱红”已经产生某些负面效应的情况下，为了证明自己当初没有任何失误和不足，继续坚持“唱红”这样一个概念指向不明确的说法有必要吗?有错必纠反映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中共尚不避讳自己在革命和建设中曾犯过的错误，一个城市在施政实践中的失误为何要讳莫如深挺着脖子自圆其说呢?

　　名与实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是不可以任意解读和任意更改的，甚至也是无法更改的。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让“红色”的象征意义归于原本所指正确的革命的价值观，不随意给中国乃至世界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经典统统戴上“红帽子”，这是正本清源使名副其实之举。名不副实、概念不清，必然导致思想混乱，必然导致行为失范和错乱，本文所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红歌”是一个很不科学的概念，应当停止使用。而即使在“革命歌曲”中也应剔除所有与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极左路线有关的文革式歌曲。□

　　2012.2.18.

　　【附录】2012年2月“重庆红歌到香江 传统文化过元宵”节目表

　　合唱和联唱节目有：

　　《祖国颂》、《我和我的祖国》、《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游击队歌》、《保卫黄河》、《红梅赞》、《同一首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希望的田野上》、《红星歌》、《春天在哪里》、《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江之歌》、《平安之歌》、《龙的传人》、《东方之珠》和外国歌曲联唱《雪绒花》、《红河谷》、《友谊地久天长》等。(笔者注：去掉了个人迷信色彩的曲目，更没有语录歌、东方红)

　　诵读节目有：

　　《木兰辞》、王勃《滕王阁序》、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诸葛亮《出师表》《后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岳飞《满江红》、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新诗《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和《励志箴言》、《民生箴言》、《廉政箴言》等。

　　【参考文献、资料索引】

　　1、联合早报：重庆唱红团唱入香港“原汁原味” 3场门票只派不售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2/02/hongkong120207c.shtml

　　2、中国网络电视台：重庆“天天红歌会·渝中区关注民生专场”语录歌开场(视频)

　　http://ent.cntv.cn/enttv/special/tthgh/classpage/video/20110414/100274.shtml

　　3、韶山宾馆《毛主席语录歌2》舞蹈表演：逼真复现文革场景(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wMTcwNjQw.html

　　4、中新网2011年1月报道：重庆解放碑前万人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1-01/2761619.shtml

　　5、光明日报：“红歌”与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关系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6/24/c_121577896.htm?anchor=1

　　6、重庆日报-唱读讲传香港行：红歌飞扬 共叙一家亲 同唱中华情

　　http://cq.ifeng.com/zhongqingxinwen/detail_2012_02/13/15130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