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针对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热潮，香港上百名孕妇上街游行。2012年2月1日，香港一家报纸出现一则题为“香港人，忍够了”的大幅广告，表达反对内地孕妇赴港的立场，并暗讽中国大陆的内地人为“蝗虫”，要求当局阻止内地人“入侵”。
这一问题的出现，与中国大陆中产阶级希望融入并享有香港的福利与政治、护照等权益直接相关，但也触发了香港人的敏感神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强世功，最近在接受“财新网”专访时，就建议，通过特区法院确立新的司法判例来有效解决“赴港生子”问题。他认为，这是将是三方共赢的局面，既捍卫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威，也彰显了香港特区法治精神，更让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摆脱目前困局。
强世功是北京大学的年轻的法理学教授，2004至2008年，他曾赴港，担任中联办研究部和法律部调研人员，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系列思考文章，此后，相关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他探析中国目前政治架构下，香港与大陆人心的融合和冲突，治理、宪政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强世功认为，香港对“双非”（父母均非香港永久居民的孩子因在港出生自动享有香港户籍）问题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内地人占用了香港的社会经济资源。这个问题时可以在统计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做出计算。
事实上，内地赴港生子大多数都是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他们基本上选择在香港的私立医院生子，这就需要交付很高的费用。这其实也是香港政府提倡的，特区政府要发展香港的服务业，其中旅游、医疗服务和教育被看作是几个重要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双非”和“自由行”一样，在鼓励和刺激医疗服务和旅游业的发展。当然，有少数人去公立医院，由于公立医院需要复杂的手续，往往排队几个月、甚至几年，个别的内地生子就选择利用急症，这样被香港的媒体报道之后，形成了很不好的印象。
当然，香港人对“双非”的反对不仅是医疗问题，更主要的在于这些儿童出生之后就变成了香港永久性居民，他们可以享受香港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等。
但就整个问题，强世功认为，双非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
首先，香港人口结构已经不合理，前些年特区政府提倡每个家庭生三个小孩，如果从特区政府人口政策的角度看，内地中产阶层以上高收入、高素质的人群在香港生子，是不是可以有效地解决香港的人口问题呢？
其次，既然这些小孩已经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那么他们本来就应该享受平等的社会福利，因此，反对这部分香港永久性居民占用香港社会资源是不是构成歧视呢？
由此，这个问题就转成了法律问题，即内地人赴港出生的小孩是否应当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就此事的隐含的香港的社会心理来看，强世功认为，反对“双非”，其实，与香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的文化优越感有关。
强世功说，“双非”问题早已存在，但真正引起香港社会的普遍关注，还是在2005年之后，尤其是2007年后。这是一方面是因为此前“双非”数量很少，而且当时香港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并不在乎多进来几个人，因此当时香港社会的反弹并不那么强烈。
但最近几年，香港经济一直不太景气，贫富分化也比较严重，整个社会长期陷入无休止的政治争论，这就导致整个香港的社会心态比较脆弱，很敏感。与此同时，内地人纷纷进入香港进行高档消费，购置楼宇、购买奢侈品、甚至购买奶粉等等。这种现实状况与之前香港对大陆的文化优越性心理构成了反差。
强世功认为，在香港的选举政治背景下，很容易鼓动民粹主义情绪，形成一种“排外”心理，从而加剧了香港人与内地人的紧张关系。
但一位香港朋友就认为，“就个人经验！我小学来港，就会面对新移民的歧视啊, 并不是因为经济差了,才特别看不起大陆人；只不过现在的大陆人令香港感到被吞噬了,这种危机感,才集体爆发。”
此前，在香港关于双非的法律地位的争议中，出现过几次波折。
1999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案的进行释法，明确“双非”子女不属于香港永久性居民，并明确指出这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但2000年，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按照基本法的表面文字，确认“双非”子女属于香港永久性居民。
目前香港社会主要提出了四种解决方案来面对“双非”的法律困境。
第一方案是要求人大来修改基本法。他认为，“这个方案不现实”；第二方案就是要求人大再次释法。但在他看来。人大常委会已经就这个解释过了，再次释法并不严肃。
第三方案是行政解决，就是香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内地孕妇入境，打击中介公司，禁止内地孕妇在公立医院就诊。但是这样做，会有成本，投入会很大，效果很难说。而且内地孕妇在私立医院生子照样可以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
强世功建议，通过特区法院确立新的司法判例来有效解决“赴港生子”问题。
在普通法中，遵循先例固然是一个原则，但推翻以往的判决，创设新的先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此，在“双非”问题上，香港的终审法院完全可以推翻庄丰源案，创设新的判例。他认为“这给了香港法治一个机会，也是给了香港社会一个机会。”
强世功说，“法院和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司法回应社会的需要乃是法院的基本责任，也是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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