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XUPING：有感于宋彬彬的回忆

　　一直对有关自己“文革”时期的纷纷传言保持了沉默的宋彬彬，终于在她的《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愿意直面这段对她而言是不堪的历史了。

　　我一直认为：愿不愿意、敢不敢于面对历史，是任何个人或者团体、组织是否光明磊落、正直、诚实的重要标志。

　　宋彬彬的回忆，尽管在理解和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下面要谈到的），但是基本上还是能够尊重事实，所言非虚。而那些竭力在歌颂“文革”的正确和辉煌、并且拼命要为其翻案的人，何曾见他们有过反映这段“正确、辉煌”的历史的回忆？

　　譬如：就拿宋彬彬的这段回忆来讲，请“文革”的吹捧者评议一下：这样的事例，有什么“正确、辉煌”可言吗？或者，你们假如认为宋彬彬的回忆所言不实。那么好，就请拿出你们的能够反映“文革”“正确、辉煌”的回忆版本来给我们看看。可惜，至今人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字，因为这根本就不存在。“文革”存在的，只有如宋彬彬的回忆中所显示出来的畸形、混乱、丑恶、肮脏、卑劣、罪恶、恐怖和黑暗。

　　“文革”的吹捧者说：“文革”中也有两弹一星、有南京长江大桥……

　　“文革”是政治，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是经济、科技。经济、科技能说明政治吗？能。但是，你必须证明：是不是没有“文革”，就没有了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或者就要造得差一点了？

　　不能证明的话，那你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就象说中国乒乓球队赢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样无聊。因为假如中国乒乓球队输了，难道你能说“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吗？当然不能。中国乒乓球队的赢和输，与毛泽东思想胜不胜利，完全没有关系。就象两弹一星、南京长江大桥的制造成功，与“文革”发生不发生没有关系一样。

　　“文革”的吹捧者又说：“文革”中的灾难和罪恶的出现，是“走资派”的捣乱和破坏造成的，与毛的本意无关。

　　那么好，就算你的说法成立，请你举出没有受到“‘走资派’的捣乱和破坏”的事例给我们看看。为什么也没有？总不见得“文革”的什么都被捣乱和破坏掉了，那这场运动还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

　　下面，再谈谈宋彬彬的回忆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宋说：传说给她定的两宗“罪行”之一是“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学生游斗校领导发生了暴力行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我被认为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读了全文，看不出宋要否定这样的传说的什么？

　　你看，接下来宋说：“在80年代实验中学已经为我做过明确的组织结论，说宋彬彬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但此结论无人理会。”

　　传说说她“是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而组织结论是她“在学校文革中没有打人和暴力行为”，风马牛不相及吧？

　　宋提到：

　　“6月6日，在工作组的主持下成立了 ‘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学生代表会（简称‘学代会’）主席是刘进，副主席4名，我是其中之一。”

　　“7月20日前后，……少部分从高年级各班抽调的同学参加对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集训；……我参加了集训（应该是集训的管理——引者注）。集训是按照‘四清’的方式进行的，当时把所有教职员工都编成小组，先自己做准备，准备好就在小组发言，由学生主持小组会帮助他们，让他们早点 ‘洗澡、下楼’和争取重返讲台。”

　　在学生对卞校长施暴时，“刘进、我和几个原来学代会、核心小组的同学赶快跑到操场，……我们劝她们不要打人，……”；“后来，低年级同学又来告诉我们说后操场上打人了，刘进和我赶去，看见后操场聚了不少同学，校领导被人逼着挑土，筐装得很满，挑不动就要挨骂挨打。刘进和我劝告那些监管校领导的学生，……”；“傍晚，又听说卞校长躺在后操场，人快不行了。刘进、我和一些同学赶快跑到后操场，当时李松文老师也在场。刘进让工友打开了后门，大家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起初大夫不敢救，说是‘黑帮’分子不能救，于是我们和医护人员发生了争吵。刘进说必须抢救。据一位同学回忆，我当时说共产党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俘虏还要优待呢。据李松文老师近年回忆，医院要求出示学校证明，但当时不可能开具这样的证明，李老师问是否可以签名作证？医院同意了，并说必须有老师的签名才行。于是李老师带头签名，并征得几位在场高年级学生（包括我和刘进）的同意，写下了6个学生的名字。”

　　这些回忆，都说明宋作为学校里当时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是无可否认和回避掉的。并且她自己也在文内表示：“我从内心感到深深的自责，我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正当盛年的卞校长因受尽自己学生的凌辱和折磨而失去了生命，卞校长的丈夫失去了妻子，卞校长的儿女失去了母亲。”

　　至于那种传说与宋所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之处，也仅仅是她并非“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而是“学代会”副主席。请问这两者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宋这一大堆文字的叙述，显然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然而，连宋自己也“感到深深的自责”，因为这同样是无可否认的。显然，宋是处于一种又想减轻罪责、又回避不了自责的矛盾的心态之中。

　　二是，对于外界影响最大的8月18日向毛献戴袖章以及后来扬名“宋要武”的事情。在宋非常轻松的描述下，这一切似乎都是一不小心、不经意地发生的。

　　你看：

　　“听到广播中说让一些学校派人到天安门城楼下集合（分配给女附中40个名额），刘进让我选人带队去，她留下照看学校的队伍。到了天安门前，我们才知道是要上城楼。”——瞧，一不小心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身后一个男生（后来知道是师院附中初中生）看到别人都上去给领导人献了袖章，就推了我一下说：‘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我问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能不能去给毛主席献袖章，……他同意后我俩就过去了。”——一瞧，不小心向毛献戴袖章；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就把那两句话讲了。他让我写下来，我说就这么两句话不用写了吧。后来我和几个同学说起记者约稿的事，她们也说就这两句话有啥可写的？我没有想到，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看到那篇文章我很生气，对同学说，怎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随便写文章登报呢？怎么还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的名字是父母给起的，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改名啊。我们班一个同学也说，怎么能叫‘要武’呢？太不好听了。” ——一瞧，不小心把这两句话登报了，一不小心成了宋要武了。

　　宋彬彬和她的同龄人的我，尽管当时一个高入云端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个趴在社会低层，还唯恐被打进“狗崽子”行列中去而惶惶不可终日（见本人的《XUPING：红卫兵不道歉》及其内附文《人性遭劫红八月》）。可是对于当时是怎么一个政治状况的认识，恐怕并不是那么高低分明的了吧？

　　天安门城楼是个什么场所？特别是最高领导都到场的时候，能够如此随随便便、一不小心说上就上的吗？

　　向毛献戴袖章是个什么活动？能够如此随随便便、一不小心说献就献吗？

　　不要说上天安门城楼，就是当时从外地进北京，各地各学校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被允许的。不要在全世界面前（当时电台、电视都向外实况转播的）向毛献戴袖章的活动，就是那些鸡零狗碎的细节，也要被认为“外交无小事”的。再说，在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当时，毛的任何话都是非同小可的。这两句话有可能是这样随随便便就发表出来的吗？这样的活动（上天安门城楼、向毛献戴袖章）、这样的文字发表，你要说不是最高决策层精心策划、深思熟虑和再三斟酌而出现的，那才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宋的描述（或者说她的感觉），我感到不可信。

　　所谓“毛泽东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提法，是在有了后来的接见才有的。当时的这次接见是称作“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包括红卫兵这个名称也是在这次接见中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那么，该大会庆祝什么呢？当时明的讲，是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庆祝“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的发表。而实际上呢（这是在后来人们才明白的），是庆祝毛斗垮了“刘邓路线”。

　　就在前不久，毛指责刘把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为被刘打击的“学生领袖”平反、为北大的六.一八体罚、虐待被斗对象的暴力行为（与北师大女附中八.五暴行相类似）恢复名誉。巧的是，同在八月五日，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胜利。

　　就在这种状况下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你说最高决策者对于谁上天安门城楼、谁可以为毛献戴袖章，没有一个取定的标准？即使不说毛等决策者把北师大女附中八.五暴力行为看作是“文革”搞得轰轰烈烈的一个象征、把暴行中的作恶者看作是“文革”的功臣，至少他根本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而从现在被揭发的材料来看，前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而宋所以把上天安门城楼和向毛献戴袖章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就在于她更希望并不因为有了八.五暴行，才有这次活动。更深的目的，还在于想撇清她与八.五暴行的关系。

　　这里，并不是认为宋彬彬说了假话。有些内幕她可能不一定全部了解清楚，有些说法也可能只是她的感觉。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对于当时的祸害有责任的她，自然而然地要往能够卸减自己责任的方向去想和说的。所以她要对“‘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这一提法斤斤计较，所以她要把向毛献戴袖章这一活动进行淡化处理。

　　正如前面肯定的：宋彬彬敢于直面历史的态度是可取的，她的精神和勇气可嘉。但是，她对于“文革”的罪恶本质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