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想家 | 推荐两本修正中国近代史的书

    
思公这本书，全部以人物为切入点。所选的人,本身非常有个性，再加上思公流畅而洒脱的文笔，极具可读性。我最欣赏其中的《章疯子五骂》和《名士袁寒云》2篇，章太炎和袁克文的形象，那是真的跃然纸上。

     有几个篇章，内容略微沉重，文字自然不能那么飘逸了，但内容会让读者深思。比如《张作霖杀李大钊》，会让你知道张作霖杀李大钊的真正原因，至于是否该杀，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备受冷落的赛珍珠》，《五四运动中的曹汝霖有点冤》，也是如此。

     英杰的这本《大历史的小切面——中国近代史的另类观察》，选取范围非常宽。一半以人物为切入点，一半写时局。我欣赏其中的《精神太监纪晓岚》，《谁的大清国》，《四库全书的B面》。

     英杰是陆续写下这些文字的，所以，细细品位，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发展轨迹。比如，《先驱者徐继畲》站在了《〈海国图志〉的孤寂与光荣》之上，《我们曾这样看待洋鬼子》站在了《不准洋夷学汉语的时代》之上。又比如，英杰书中多次谈到李敖，对其评价前后有比较大的差异。这是20年来中国学者对李敖都经历过的变化。李敖曾经启迪了大陆人，现在又被大陆人鄙视、抛弃。李敖自作孽，落到如此下场是活该，但我们并不否认以前的李敖。

    对照着两本书看，很有意思。近现代史翻来覆去，也就那么一些人物，却有无数解读。比如，写近现代史，谁也回避不了李鸿章。思公写的是《李鸿章的马关之耻》，英杰写的是《国事还得靠“汉奸”》，俩人都对李鸿章进行了肯定（与教科书不同），这是学者们共同的认识，但两人的角度不同。思公重在绘画，英杰重在思辩。

   两人都写了袁世凯。思公选的是袁世凯枪毙北京市长，英杰选的是袁世凯计杀义和团那段，对袁世凯有比较多的赞扬。都与历史教科书的袁世凯不同。  

  
两人都写到了汪精卫，但都回避了对汪精卫做整体评价。英杰夸了汪精卫的夫人陈壁君，思公则摘取了汪精卫会见溥仪后的哭声。我是很坚定地拥护汪精卫的，与他们二位的态度有差异。 

    英杰此书，最重点的，应该是对北洋海军的解读。当时号称全世界海军10强的中国海军，居然被实力远逊于自己的日本海军彻底击溃，带着十多艘完好的军舰投降。甲午海战过程之愚蠢、结果之屈辱，令人震撼。而对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分析，至今未被中国任何一本教科书做真实解读。

  
思公书的重点，则是对刺宋案的剖析。宋教仁的被刺，葬送了中华民国初期的好势头，把袁世凯逼上绝路，也让孙中山背叛了自己的理想誓言。当今教科书轻率地把刺宋案挂在袁世凯账上，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甲午海战、刺宋案，这两件事情的意义，被现在的历史教材严重低估，并且歪曲。而学者们知道其意义，所以，大家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还原历史真相。英杰和思公的书，是有相当探索意义的。

  
两位作者的文字风格差异较大，与其性格、兴趣的差异有关。思公年长，文字飘逸，性格宽容，不紧不慢；英杰年轻，爱憎分明，易起争论且坚持自我。

    英杰在自序中说他研究近现代史属于“票友”性质，这是自谦，非内心话。他很自负。他自己就说过“……在他们所豢养的御用史学家的鼓捣下，一部中国近代史被他们描画得面目全非……深夜读史，每念及此，未尝不感愤莫名。于是，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近代史的翻案文字，将这些文字结集起来，便有了这本……”，显然他自己内心并不真的认为是票友性质。“有时想，我就是那只想着要阻止马车后退的螳螂，明明知道自己的力量太单薄，可还是义无反顾地顶了上去。知我罪我，其惟是书哉？”——英杰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英杰的自负，我是领教过的。有一次我们争论起科举，英杰说“科举是最好的选举”，认为科举是好经，只是被人念坏了。我认为此言大谬，尤其当时大家正在关注台湾大选，更不能将科举与民主选举并列。本来友好争论，后来一些粉丝的加入，导致英杰大怒，愤愤地说了句“你的粉丝太铁杆”，拂袖而去。我欣赏他这种不妥协的性格。

    思公的性格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觉得英杰所说的票友，更适合用在思公身上。思公，是那种“我写故我在”就行了，自得其乐。写书如此，见面也如此。有一次一起吃饭，大家争论起汪精卫，思公的意思，既欣赏部分汪精卫，又不赞成完全为之平反。他的态度显然是：你们跟我观点不同就不同，我辩两句，但不那么急。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真实面目，被某些人故意涂改、掩饰了。还原历史的真实，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挖掘，来关注，我们很多人都在努力。我一直认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目前只能在网上。要想作为书来出版，你得拿一把小刀，把文章删改得遍体伤痕，才有可能出版。毕竟有许多人还是有读纸质书的习惯，所以需要一些人去从事“用书传递网络声音”的工作，一项很累的工作。英杰和思公已经在做了，应该得到我们的鼓掌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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