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关于“方韩之争”，我的观点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确，从未改变：
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当权利的不当使用”。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决反对质疑方舟子的动机。首先，没有意义。代笔与否，是事实判断，代就代了没就没，与质疑者的动机何干？其次，无法证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为当你质疑别人动机时，你也成了质疑者。你问人家，人家当然也可以反问你：你“问动机”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就不好回答。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答案，则是预设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领神会的，比如：整怕了，风声鹤唳吧？心虚了，反咬一口吧？没招了，虚晃一枪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虚弱；应对失措，是无能；倒打一耙，是无耻。故，问动机，不能给自己加分，只能减。
然而众多的脑残，却乐此不疲。因为有传统。事实上，问动机，是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官场斗争的“常规武器”，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只不过，古代的问法叫“是诚何心”，现代的叫“想干什么”。预设的答案则有：你图谋不轨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钓誉吧？别有用心吧？等等。统统都是“诛心之论”。
诛心，是地地道道的恶俗。这种做法，心理阴暗，手段恶劣，而且戕害了我们民族两三千年。如不连根拔起，彻底批倒，子孙万代，将会受害无穷。
这个话题，显然已经与本案无关，但还得借此作为“药引”。我想问，方舟子打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质疑韩寒，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赞成？就因为现在的造假，实在是太严重了。某些名家，因为字画值钱，书稿好卖，就请人代笔，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鱼目混珠。这就岂止可以“质疑”，简直可以“报警”。
也许，这便是“方韩之争”的时代背景：公众对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很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也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两个“造假典型”，让他把骗得的东西都吐出来，还要搭上身败名裂，看谁还敢欺世盗名！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
二、杀一儆百，是“求善”吗
杀一儆百，怎么会有问题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吗？求善当然没问题。但怎么求，有讲究。
我的主张，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则“不得善终”。何况“杀一儆百”，还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这四个字。
首先要“杀”。杀，可以是肉体的消灭，也可以是心灵的摧残。无论哪种，都是不把生命当生命，不把灵魂当灵魂，请问“善”吗？
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这是“儆”的对象。为什么要“儆”？因为他们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闹事、出问题，所以要杀一只鸡，吓唬吓唬。
可见，杀一儆百，就是把民众看作“假想敌”或“嫌疑犯”，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常常警示。这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背景。当然，这个逻辑和背景，发明人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要以为你洁身自好就没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所有人的。何况，你没有“罪行”，还可以说你有“贼心”。
剩下的只有“一”。这是最后一张门帘，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也许你会认为，杀一两三个，警示千万家，不是很值吗？错！一百个人是人，一两个人就不是？反过来，能杀一两个，就不能杀一两百？杀戒一开，无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杀一儆百”，那么，实在找不到“坏典型”，你这个“好人”也能拉来凑数。
或许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杀个好人，能起作用吗？嘿嘿，你别忘了，杀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恶”。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顾不上“善恶”，甚至顾不上“敌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样杀人质。还有，鬼子进村后，第一个拉出来杀掉的，难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实上，杀一儆百的欺骗性，恰恰在“杀”的是少数人。这就让多数人放松了警惕，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甚至参加围观，或者拿着馒头等人血。但其实，“杀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这种混账制度和文化，正是冲着人民大众去的。
何况，就算侵犯的是个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吗？否！正如萧瀚先生所言，私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
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既保护张三私权，又保护李四私权，亦即保护任何人私权，从而求得的“私权共和”。张三的私权能侵犯，李四就难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没有了个人利益，大家伙也没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谁来执行？公权力。所以，这种文化和制度，无不存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喜欢它，是因为独裁统治和君主专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吓来维持。杀一儆百，相比滥杀无辜，成本较低，也可持续。但归根结底，是牺牲少数人，威慑大多数，维护他自己。请问“善”吗？
三、活人献祭与自己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各国，都有监狱，也都有刑场。难道全世界都是专制国家？
呵呵，抱歉，阁下恐怕弄错了，我反对的不是这个。判刑，恐怕还是必须的。但不能是为了警示，为了杀一儆百。那又为了什么？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为了负责。
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这样一说，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判处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权，反倒是对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换言之，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介于二者之间的传统观念，则是为了“还债”（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见，问题不在“有无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这“一念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国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绑，插上标签，游街示众，然后当众砍头。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为了加大力度，还不吝发明种种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斩，凌迟，无所不用其极。隐私权和辩护权，则根本不予考虑。相反，还要“公审公判”，同时让你“哑口无言”。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献祭”了。献祭，原本是一种原始巫术仪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我称之为“请神吃饭”。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鱼，后来的马牛羊猪狗鸡。但每次，都是人奉献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心诚”，便开始使用“人牲”，活人献祭由是始。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四、节妇和淫妇，都有一本血泪账
道德的祭坛上，摆放着“坏人”，也摆放着“好人”。这就像远古的祭品，有奴隶，也有贵族。但无一例外，坛上都是生命，坛下都是血腥，杏黄旗上都写着“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要有活人献祭？为什么要有道德祭坛？就是为了统治者和卫道士心目中的那个“道”，即他们要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不但要“杀一儆百”，同时要“举一反三”；也不但要将“淫妇”沉潭，还要表彰“节妇”，立贞节牌坊，美其名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贞节牌坊，是另一个祭坛。节妇，则是这祭坛上的祭品。不过，她们的任务是表演，表演贞洁。如果说，那边杀掉的，是吓唬猴子的鸡，那么，节妇就是听话的猴子，是统治者和卫道士“价值观的代言人”。做这样的猴子，容不得半点闪失。寡妇守节之难，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节妇一旦失贞，责罚将超过淫妇。因为统治者和卫道士都是圣明的，岂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他不想做，别人也学不来。
这种“节妇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两码事。榜样也许都是英雄，英雄却未必都是榜样。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着学。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当真拿起武器，走进丛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个人的选择；节妇表彰，是权力的奸淫。只不过，有的是诱奸，有的是强奸。
因此，榜样的力量，注定是没用的。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应该由他自己选。你硬要把他塞进这个模那个范，他就只能“装模作样”。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个模型，那个范儿。实际上，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只可怜那些节妇和淫妇，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狱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谓：都有一本血泪账。实际上，她们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质”。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杀一儆百和表彰节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的，都是要不顾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强制推行统治者和卫道士的价值观。但，把“淫妇”送上祭坛，或让“节妇”自己去，需要一个认证，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叫“动机”。
五、动机，是道德祭坛的门票
道德祭坛（也包括政治祭坛），为什么要用动机做门票？因为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既然“无法”，也就“无须”。无须证明，岂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节妇”（道德楷模），你的动机就高尚纯正；需要你做“淫妇”（反面教员），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坏，全由“坛主”或“祭司”说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问动机，便首先被“工具化”，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进行官场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一个谏官批评皇帝，马上就有人问：是不是想通过诽谤君父，来博取“直言”的名声？好，“大不敬”和“慕虚名”两顶帽子，就结结实实给你扣上了。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在这样的“诛心之论”面前，没有人能自证清白，自杀都没用。自杀，在历史上叫“陷君父于不义”，在“文革”中叫“自绝于人民”，统统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辩白，就更没用。清者自清。没罪，你辩白什么？花言巧语吧？文过饰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认定动机有问题，无论你说啥做啥，统统证明有罪。
这就不但剥夺了我们的人身权，也剥夺了思想权和言论权。目的，则是“集权”。集权难免走向专制，专制则必定主张“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问动机”。因为无论追问还是反问，都不需要提供证据，最便于搞“莫须有”。何况这事还“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动机说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上纲上线”，就是在动机上做文章。文字狱，也是。文字狱的背面，则是“光荣榜”。因为能够攻击别人“居心叵测”，就可以标榜自己“赤胆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态，站队，晒功劳，秀忠诚，讲信仰，唱赞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他对动机爱得深沉。
爱动机的，也最爱自己。质疑动机，则可以“一箭双雕”。结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总之，“文革”是为了反修，贫穷是为了守志，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结果，是动机变资历，资历变资质，资质变资格，资格变资源，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显然，动机不但可以“工具化”，还能“资源化”。因为只要是拿动机说事，则无论功罪，都可以“莫须有”。于是乎，官场上，市井中，但见“苟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辈话无聊之题”。事实没人讲，逻辑没人讲，规则更没人讲，只有围猎和狂欢。而且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伪君子，人人都是阴谋家。
想想，这是什么道德氛围，又是什么舆论环境？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问动机，不会摆事实；只知论阴谋，不会讲道理；只知设祭坛，不会求解放，请问还能实现伟大复兴吗？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同时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坛”，难道不该彻底拆除？依我看，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也都该砸了。
然而恶俗阴魂不散，沉渣也会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贞”。对此，我真是很无语。没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也要有一点坚守，哪怕守贞也行。但，你自己守着就行了，为什么要扬铃打鼓，昭告天下，还劝人入伙？无非以处女膜为杏黄旗，表演动机。
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还要拉上姐妹们殉葬。我并不赞成淫乱，也不反对守贞。但我以为，要守，也是为自己，关别人什么事？要守，也是为爱情，又关婚姻什么事？更何况，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情，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还用得着守贞洁吗？
但，这已经是题外话，真的是题外话。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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