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 程宏：杂论中国锦旗文化

      北京市高级法院立案大厅东墙是一面透明玻璃墙，上面里里外外双面挂满了几十面当事人赠送的锦旗，蔚为壮观。这种文化现象在很多公权机关和公共机构（简称“二公”），例如法院、公安机关、医院、学校和基层政府部门等，都较为常见，并且还有一种越是基层越是浓厚的趋势。

      锦旗文化渊源难以考究，在中国古代，老百姓因为医生给治好了重大疾病，出于救命感恩的心情，给医生送上锦旗、镜匾、感谢信等，逐渐这种锦旗文化延伸到衙门，形成“青天”情结……锦旗文化从封建社会走来，一路延长到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老百姓因为司法机关办了公正案件，公安机关尽了除暴职责，政府机关做了惠民善事，医疗和教育机构给了良好服务，就向他们赠送锦旗，表达一种感谢敬意。而不少公权和公共机构也很看重这些锦旗，将其视为政绩突出和群众认可的表现，将其列为评优评先的标准。可以说中国的锦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几乎绝无仅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这种锦旗情结本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的表现，我们似乎不应一概说它不好，但是我们也应该和必须看到锦旗文化浸透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色彩。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民众眼里，锦旗只不过是件艺术品和纪念品，用于私人之间主体平等的礼品赠送交换。然而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默认和宣传中，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锦旗文化的内涵发生了嬗变，外延产生了泛滥。“二公”收受锦旗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行为，而且有日益大拼比的趋势，谁收受的锦旗多，就表明谁的成绩大、谁的功劳高，锦旗几乎成了“二公”秀亲民的标签和秀政绩的道具。随之而来，网络上也铺天盖地出现了“锦旗用语大全词库”之类的专业网站，下设“政府、法院、公安、医院、学校”等锦旗用语分词库，“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有市场”的哲理在锦旗文化市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二公”为民众做了好事就可以坦然接受和展览锦旗，并且认为锦旗越多越好的话，那么索要锦旗行为就会渐入常态，另类“政治受贿”侵蚀国家机体、毒害社会的后果就会为期不远。展览炫耀锦旗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它会让人想到庸俗、贪婪。这种锦旗赠收主体严重不对称的行为，对民众来说是一种自我奴役化的行为，对“二公”来说，是一种“主人”意识膨胀化的表现，颠倒了民众与“二公”的主仆关系。可以说，民众对“二公”的满意度，不在于锦旗有多少，而在于投诉有多少。锦旗不是装饰品和化妆品，纵有锦旗千万面，不如投诉少少见。道理很简单，吹捧的话即便达到肉麻，就算全是假话也不伤人，也会免责，但批评的话则不然了，如果不是真话，谁敢找麻烦！

      现代政治文明的理念应该是这样：民众不应把它当作一种对“二公”报答恩惠的方式，而“二公”也要看淡一些这种民意民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