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表达靠语言，语言由概念串联组成。在普通生活中，人们用不精确的语言交流，尚不至于犯大毛病。例如，说中国足球队大败(或大胜)曼彻斯特足球队，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意思。但稍微离开普通生活，进到稍微抽象的层次，不精确的语言就容易让人们犯糊涂。有时在政策用语中，也有似是而非的情形。例如近期关于“农民工”用语的争论，便反映了我们遇到的语言混乱的困扰。“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正式的“农民工”用语，和现在的意义完全不同。
因工作关系，笔者每年会参加各种论坛，每每体会到深层次交流的困难，除非是很小范围的专业讨论。有朋友说，论坛不过是一种宣传平台，大家聚在一起现场交流看法，深入讨论可能是会后一对一的事情。我理解，这也是出于无奈的看法。如有官员参加论坛，提出一些概念清晰、判断准确的意见，对公共决策就有积极意义。如果官员们和学者坐在一起，云里雾里地讨论问题，还不如不讨论的好。
举例来说，大家来讨论城乡关系，可是往往对城市和乡村没有清晰的界定，对农民没有清晰的界定，怎么能说清楚城市化和乡村发展问题?某发达地方的农业GDP占总量的比重还不到2%，并且也取消了农业户口与城市居民户口的区别，但却常说农民的比重是40%左右，原来他们界定农民的办法是看居民是不是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红利，而“集体经济”和农业基本没有关系!不用说，这种情形会给决策带来多大的麻烦。当人们谈乡村稳定问题时，所涉及的对象常常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已经脱离农业的城市拓展区的居民。围绕这些居民所发生的利益纠葛，与农业关系不大。
再比如，“壮大集体经济”是多年来的一个政策用语，但我们对集体经济的含义往往并不清楚。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经济是一种“共同共有”产权，其成员的身份特点是不能退出产权系统，大家一起享有难以分割的共同财产。在技术上讲，只有那些的确难以分割的财产并符合“公共品”特点的物品，才适合成为“共同共有”产权结构的对象物，例如区域的道路、桥梁、教堂(庙产)以及其他难以分割的财产，都不能因社区成员的进出而分割变现。显然，对于一个小型社区，壮大这种资产不会是无限的。对于经营性资产，可以分割、兼并，为了资产责任心，就不必组成“共同共有”产权组织，只需建立合作社就可解决问题。所以，准确地说，政策上应该讲“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民主政治领域，我们也有大量的语言混乱。有人把村务公开透明、推进基层廉政建设也称作民主政治建设，这其实也是张冠李戴的说法。财务记录清朗，社区领袖两袖清风，自古以来在基层社会就容易做到。大体上只要产权清晰，这个局面就可以形成。古代社会基层社区的公共事务简单，社区领袖多是兼职承担公务，做到廉政并不难。很多历史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依靠竞争关系建立起来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共选择制度，这种制度除了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城邦社会外，古代社会一般是不存在的。
虽然思想的清晰度由专业人员到大众有一个递减过程，但专业人士也不敢说自己对问题的讨论一定能抓住要害。以宪政改革讨论为例，论者常常忽视更基础的东西，而喜欢集中讨论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宪政改革的前提是建立一整套尊重个人财产权的制度，为此要守住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合理边界。划分这个边界固然很复杂，但并不是无章可循。在私人权利保护方面，不能把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用于私人财产权的处分。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决不能通过投票让多数人支配少数人的权利。在有的地方，少数人不同意征地，多数人用暴力强迫少数人就范，就是滥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一个恶果。民主原则用错了地方，就会变成一个坏东西。在一些地方发生冲突，大抵与此有关。
国家事务讨论中的用语混乱所引起的一个消极后果，便是妨碍我们对社会的准确观察。曾经做过苏联克格勃领导和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在1983年说“我们并不太了解自己生活的社会”(阿里克谢·费内科，社会科学报，精英阶层分化是苏联解体的本质，2011.12.15)。一个国家的领袖不了解自己的社会，自然是可怕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自然很复杂，而在笔者看来，领袖们缺乏一套正确的概念系统，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公共用语的混乱可能与社会控制方式有关。革命集团取得政权以后，对社会实行控制的最方便的手段是军事命令原则。这一原则对公共用语的要求，则是尽量简化;用语的逻辑要服从指挥命令系统的效率。曾经盛行的“阶级斗争为纲”语言系统，便是一个不讲道理的系统。适应这种用语系统的官方文本，也多由“祈使句”构成，很少包含解释性语言。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习惯，自然会诱导全社会不求甚解的语言风尚。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实体发生极大变化，但公共用语的变化却相当滞后。这种状况需要改变。改变固然不会一蹴而就，但我们仍需加紧努力。
此文发表于 阳光杂志，1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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