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革，社会道德并未滑坡
顾则徐
在近日新京报对全国政协委员贺捷生女士专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新京报：“现在有说法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你怎么看？”贺捷生：“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让人感到难过的做法，但应该说是个例。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过去相对简单，现在则有多重忧患。”贺捷生女士能够否定“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很了不起的胸襟。
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写了个九斤老太，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论”的一个新表现而已。中国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时，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崇拜三代，批判当下，尤其以儒家学说为突出，几乎是无不以既往圣人为是非衡量标准，由此，养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当然，不同的时代具体内涵会有差别，今天的“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所内涵的意识是对毛时代社会道德的赞扬。
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毛时代？如果改变一下提问方式，也就是今天青年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老年人？说个我身边的例子：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母亲也是基本不假思索地喜欢感叹“现在的人啊”，我便问她坐地铁时候什么人让座多？她便回答：“现在小青年好，很热情让座。上点年龄的人就不是，最喜欢抢座位。”这时候，我母亲就承认现在的青年比过去的时代更有公德心了。我提醒我母亲，出门问路等找青年人更能得到帮助，她按照我说的去做，很有体会，虽然仍然习惯性地会感叹“现在的人啊”，但也会说“现在的小青年好，大学生好”。
毛时代社会道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化，以组织原则和指示为是非标准，自己失去头脑；二是斗争化，做什么都要有根阶级斗争的弦，脑子里不是阴谋就是阳谋；三是表扬化，道德好坏以得到表扬为标准，为了得到表扬就泛滥了虚伪、虚假、做作。这三样特点纠合在一起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是很有心计。我曾有个在文革早期做过中学红卫兵头头、现在是副厅级干部的酒友，他吹嘘他领导天才的一个事例是：成为头头后，要挑选、培养跟班，于是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帮同班同学身边时，故意摔下躺地上，眯着眼睛观察他们的反应，马上跑来扶他的人说明有忠心，就重用，惊叫、紧张的人次之，不积极的人说明不忠心，就给予“打倒”批判、批斗。当时他还只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就有这样的诡计，是多么可怕？而这样的人现在是领导干部，是最喜欢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的。
“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与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和对生活方式的误解有密切的感性关系。说是感性关系，是因为这种误解不是来源于理性。今天的社会治安诚然有问题，但不等于以前的社会治安就比现在好，比如在上海文革后期和结束时候，马路边到处是耸着肩、抖着腿的“阿飞”，那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抢，最常见的便只能是抢路过人的军帽，叫“飞帽子”。正是因为全国到处是“阿飞”，便构成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滥刑的“严打”理由。至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道德败坏”感叹泛滥，也是从文革后的“喇叭裤”开始的，人们一方面仇视“奇装异服”，一方面又积极穿着“奇装异服”，批判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人也起劲卡拉OK着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如民国时期很多一边提倡一夫一妻，一边三妻五妾的康有为式人物一样。
由于至今对毛时代的道德状况缺乏真实叙述，更多是虚假的美好化描述，而回忆通常总是美好的心理现象也加重了历史幻象，因此，“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已经成了流行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捷生女士能指出“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虽然孤独，但很有拨开云雾的意义。至少是今天的青年，就比过去的人单纯、直率、实在得多了。
2012-3-7
发表于2012-3-8《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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