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清帝国外困内忧，连统治者也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改革成为共识。尽管镇压了康梁的激进式改革，但慈禧还是要改革的，并积极筹划以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不幸的是，这种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的动作，大清的名义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先后在1909年去世。上台的宣统仅仅是个三岁孩童，权力在摄政王载沣手中。载沣是当年的“八〇后”（出生于1883年），有年轻人的雄心和锐气。他领导了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按传统习惯把清朝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最后一次改革。不过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清王朝灭亡了。澳大利亚籍华人雪珥的《国运1909》描写了这场改革的经历。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样一场为中外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它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帝国尽管已经矛盾重重，但上下都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完全没有危机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这种状态，以后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二次鸦片战争，统治者这才有了变革的念头。最早的改革应该从洋务运动算起，但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以后又有自下而上的戊戌变法，仍以失败告终。慈禧虽镇压了戊戌变法，也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但她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载沣的改革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继续，但即使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改革也很难成功。其原因何在？
改革和革命都是要改变一种制度，而不是改善旧制度。它们的区别在于，改革是用渐进的、改良的方式，革命则是用激烈的、流血的方式。英国的改革和法国的革命都是要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方法不同，一种是改良的，一种是流血的。改革和革命可以同样实现社会进步，但改革付出的社会代价低于革命。所以，历史地看，选择改革的方式更为合适。不过改革要能成功，出发点一定要是从根本上摧毁旧制度，而不是完善旧制度。所以，改革的成功要从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开始。离开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改革就不能成功，革命也只是用一种形式的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的旧制度，付出了鲜血，最后却无非是新的统治者取代了旧的统治者，制度的本质并没有变。改革或革命采取的方式同不同并不重要，关键是对旧制度的态度，没有对旧制度的否定，任何改革或革命都不能成功。欧洲许多国家用改革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制度转型，关键就在于启蒙运动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
晚清以来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开始，到载沣的改革为止，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系列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明了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封建专制体系的“中学”，而学习西学的船坚炮利或宪政，都是为了维护这个体制。因此，没有一场批判这种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认识这种体制的根本弊病。应该说，中国从未出现过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即使有五四运动对封建体制的批判，也是感情的发泄远远重于理论的批判。所以，尽管清王朝灭亡后有许多次改革或革命，但封建制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甚至变本加厉。清王朝灭亡一百年了，但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回到载沣的改革。载沣改革的目的当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制度，而是要改善这种制度。这种制度从根上就是烂的，改善是不可能的，要做做不到的事，哪会成功？对旧制度不是彻底摧毁而是修修补补，这样的改革失败是迟早的事。载沣所实行的宪政改革，实质上应该是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无非是采取“虚君共和”的缓和方式。但载沣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权力，这时宪政就徒有其表了，用宪政的假民主来掩盖封建的真专制。这样的宪政，古今中外有成功的案例吗？
任何一次不流血而又成功的改革都是由上而下的，不可能采用推翻现有权威的手段。这就要求最高统治者有见解，有胆识，有魄力。清末这一次改革的失败，正在于当时领导改革的实际执政者载沣缺乏这种人格。作者把载沣的软弱解释为宽容，我不这样认为。汪精卫暗杀载沣放在哪一个时代都应该杀头，但载沣予以了宽大处理。这既破坏了法制，又表明了当权者的虚弱。我觉得载沣的胞弟载涛对乃兄的评价–“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是恰如其分的，绝非作者断言的“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由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主持改革，不难想象改革的结果会是什么。在改革之初，还是需要权威来推动改革的，没有权威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的成功，正在于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权威。伟大人物的作用，就在于在历史转折的时候拨正历史前进的方向。载沣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魄力。
在中央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清末的宪政改革先从建立地方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开始。改革不从经济入手首先解决民生问题，而从政治入手建立西方式议会，这在顺序上就有点急进了。而且，清末中央已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地方宪政的改革使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这样，议会没能成为民主政治的载体，反变成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和实现个人及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民主走了样，改革就无法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超前的伪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为清朝灭亡后地方独立、军阀混战的起点。
清末宪政改革的结果是，政治体制并没有实现民主化，只是把中央的“大专制”变为地方的“小专制”：权力切开了，而专制的本质没变。其结果已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果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可是，这种方向错误的改革，胆子越大，步子越快，岂不是问题更多？
李泽厚先生认为，改革的顺序应该是：发展经济，保护人权，社会正义和政治民主。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政治诉求都是空想，而在政治改革中人权与社会正义应该先行。相对其他而言，民主是奢侈品。清末宪政改革的根本弊病，正在于把一些与民生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束之高阁，奢谈宪政民主。这样的改革必然很难推行下去。我想，载沣这个“八〇后”毕竟太嫩了一点，他生长于富贵之家，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由这样的人领导改革来挽救大清，当然是缘木求鱼，问道于盲。历来的改革，一靠政策，二靠执行力。正确的决策来自决策者，而执行力则来自各级官员。没有一大批有能力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即使政策正确，也不一定能得到好结果。专制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官员，尤其是清王朝这样停滞腐败的专制制度下熏陶出来的官员，有私心，有心计，却缺乏能力。作者认为，“大清国‘官场如赌场’，大家都在试身手，鱼龙混杂。敷衍了事的人，雄心勃勃的人，或钩心斗角，或与世无争，或逆流而上，或就坡下驴，唱高调，唱反调，荒腔跑调的比比皆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这些国之栋梁、人中之龙忙着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而他们掌管着的是大清国‘上令下达’与‘下情上传’的要道，一旦堵塞，颟顸无为，后果可想而知……”。官员队伍素质差，执行力差，是大清末年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年高层的人物中，袁世凯还是有能力、有权威的，也属于改革派，但在载沣时代已被放逐了。张之洞也曾是改革中坚，这时已年老力衰，被作为“图腾”供奉起来，很快便去世了。有实权的庆亲王奕劻则是“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这样看来，由载沣领导的这个中央领导集体没有领导改革的能力就不足为奇了。在省一级的官员中，陕甘总督兼陕西巡抚允升尽管锐意改革，但由于“大跃进”式的做法而激起民愤，“被辞职”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端方曾出国考察各国宪政，也是旗人中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官员，却由于严重违纪（慈禧葬礼上大不敬）而被“双开”，以后又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带兵入川，为哗变士兵所杀。更多在位的官员贪污腐败成风，至于基层，则是官员“流氓化”。这样的干部队伍，即使再正确的政策也会遭到歪曲或失效，何况“大和尚”念的经本身就歪了。
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中央权威的弱化，地方分权的加剧，使清末的这场改革像是一出闹剧。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改革、干部培养的无力，社会矛盾的加剧，还有对外政策的失误，终于把大清帝国推向了灭亡的边缘，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大清帝国也难以为继了。
给大清帝国致命一击的，还是经济。政府的指导思想还是要国强的，然而从民办铁路来看，“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腐败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所以就由政府亲自办铁路。但政府没钱，只好举债，既借外债，又发行债券借内债。爱国公债变为误国公债，股市的投机又给混乱的金融市场火上浇油，开滦煤矿被英国人实际控制，国有的招商局成为“豆腐渣工程”，民营企业家走官商结合之路，纷纷捐官，官办的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成为“腐烂的根基”。这一切与其说是经济改革，不如说是“经济折腾”，其结果是使经济更为混乱和恶化。当一个社会经济混乱到这种程度时，就连上帝也无能为力了。
大清末期的改革是师法日本的，于是赴日留学成为时尚。不过一旦把留日和当官联系在一起，留日也成了一场闹剧。中国不少青年人到日本不是要学习日本的经验，而是要换一个回国可以当官的文凭。这样，日本就出现一大批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的“克莱登大学”或“西太平洋大学”，中国去的留学生，只求一张真假不论的文凭。当然，这些留学生中也不乏鲁迅这样的优秀分子，但我们比较一下去西方和日本的留学生就不难发现，留日的学生倾向革命，而留学西方的学生倾向改革。留日的学生成了辛亥革命的主力，推行这样的留学政策，大清帝国岂不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
这种混乱的改革，无论最高当权者的愿望有多善良，最后总是被大大小小的官员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改革的进展与民怨同比例上升，改革越深化，群体事件越多。仅根据官方的《大清历朝实录》记载，1901年至1910年间，群体事件达到几百起，如果加上各地瞒报的，则高达一千三百多起，而且更多地集中在1909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缺乏权威，也没有财力，对各种改革只能“给政策、开口子”，允许各地自筹自支，这就把改革的成本化为各种苛捐杂税，而各级官员趁机层层加码，群众不堪重负，只好起来闹事。办警政，办教育，人口普查，本来都是好事，但当这些好事要人民出钱办时，人民就不干了。《国运》中举了江西宜春办教育引发的一场动乱，还有鱼米之乡浙江嘉兴因受灾引发的群体事件。当时，类似的事件比比皆是。列宁曾经说过，当上层感到统治不下去，下层也感到生活不下去时，革命就要爆发了。清末正是这样的局面。
给这头即将倒下的“骆驼”加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外交。一国外交的成败，不在口舌而在实力。面对日本、俄罗斯和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瓜分利益的欲望，大清王朝已无可奈何，对内软，对外也硬不起来。国家主权的丧失加剧了政权的垮台。到了这时，正如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说的：“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从洋务运动以来，一场以挽救大清帝国为目的的改革终于失败了。总结这场改革，对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回顾历史。《国运》一书总结的是这场改革最后三年的历史，作者雪珥先生用的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尽管不是十分严肃，但读起来更有趣，也更轻松。不过轻松笔调背后的历史决不轻松。让我感到沉重的，并不是大清的灭亡，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从形式上看，大清灭亡，封建专制也就结束了，但实质上封建制度的亡灵仍然阴魂不散。这是我们在未来的改革中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原载《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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