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读书少又对一些艰深的问题感兴趣的人，有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那些既读万卷书又有严谨的学术能力的作者的书籍，这样才有可能暂时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望一望历史深处的光景。政治学学者丛日云老师的《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本书。
我在这里摘引书中最后部分的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从思想传承和文化积淀的纵向维度来考察，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范围与国家权力界限的观念的一个主要源头是基督教。基督教关于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二元观念转变为自由主义关于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二元化的观念；基督教不许世俗权力染指的精神领域和宗教生活以及具有宗教意义的私人生活领域转变为自由主义不许国家侵犯的个人权利；基督教对政府权力予以界定和规范的思路为自由主义所继承，它只是将教会对世俗权力的限制转变为个人权利与公民社会对政府权力的限制。
自由主义的二元主义取代基督教的二元主义，是社会世俗化的产物。它标志着个体的人已经长大成熟，上帝被迫退隐。以往教会充当了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和个人私域的监护者，但在个人长大成熟后，便推开这个代理人，直接与上帝沟通。结果，以往的上帝是教会伪造的，“上帝之物”被化为教会之物；而现在他们自己每个人都开始伪造上帝，继而又以上帝自居。以往被教会攫取的东西现在已经还给每个人，教会的领地被瓜分为个人的“私域”，“上帝的物”已经被个人据为己有，成为“个人的物”，即个人的“权利”或“自由”。”(P296)
“纵观1800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由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向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的转变：
（1）基督教对人的灵魂与肉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区分演变为自由主义关于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行为、只与自己有关的行为与涉及他人的行为的区分。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只对上帝负责，只有肉体才属于世俗社会；自由主义认为，人的一部分行为只与自己有关，不影响他人，这部分行为完全是自由的。只有影响到他人的行为才需向社会负责，政府和社会才有权干预。
（2）基督教关于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区分，在自由主义这里转变为私域与公域的区分。在私域内，个人是最高主权者；只有在公域内，个人才服从外在权力。私域是个人的圣地，公共权威不得进入。
（3）基督教关于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互相监督、互相限制的二元模式转变为近代宪政主义的分权和制衡、有限权力的政府模式…中世纪的世俗统治者是在教会的监督下统治国家，这种政治模式到近代演变成宪政制度，即政府在代表民意的议会和独立的司法机构的监督下行使权力，同时三种权力之间相互制衡。在长期的政教之争中，政教二元化权力体制和观念对西方人已成习惯，每种权力都有其界限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人们难以接受无限的权力…
（4）基督教关于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会与国家的对立到自由主义这里演变为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上帝的物与凯撒的物的对立演变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原来由教会与国家分割的领地现在由个人和公民社会与国家分享，原来个人的物分属上帝和凯撒，现在一部分属于国家，另一部分归个人自己。原来教会对世俗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转变为公民社会对政府的制约和监督。
总之，自由主义是在世俗化历史进程瓦解了中世纪的神圣秩序后，在世俗秩序的基础上对其二元政治结构的重建。”(P297-299)
书中写道，“在古代社会，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权与王权（在民主国家是民权）并存于所有的国家，但两者的关系却大不相同。大体说来，教权与俗权的关系有三种模式：一、世俗国家吞没了教会，王权吸纳了教权，二、教会吞没了国家，教权吸纳了俗权，三、教权与王权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平衡的二元化模式。”(P301-310)
书中认为东正教国家和中国属于第一种模式，伊斯兰教国家属于第二种模式，而基督教国家属于第三种模式。
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自由主义：上帝的尘世遗物》。阅读时我想到的是，自由和权利是神的恩赐。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及若干次宗教战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终于在虔信的国度取得了神圣的地位；我相信，这是神的恩赐，也是神的旨意，但是有缺陷的人类必得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得以领悟和达成。
书中引用H.穆勒所说“伊斯兰教在宗教上是‘成功的’，但它‘不利于自由的成长’。”我却想起网上看来的一个故事，佛与魔大战之后佛胜魔败，魔对佛说：你无须高兴，我的门徒都将穿上袈裟投入你的门下。
我冒昧地以为，“自由主义标志着个体的人已经长大成熟”，但被迫隐退的不是上帝，而是自诩代表神的教会，从而建立了人与神更自由而多元化的沟通。自由所给予个体的人的，不是“伪装上帝”和“以上帝自居”的权利，而是神予人的宝贵的“私域”和在不侵犯他者的前提下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兴起的各种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等乌托邦理念，却正是人“伪装上帝”“以上帝自居”的渎神行为，不仅没有拓展人的幸福，反而凶残地践踏甚至消灭了人的精神自由和世俗权利，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极大的人道灾难。
我昨天转载的宫岭的《煽动仇恨是制造沙子化社会的重要手段——从秦晖论土改说起》，文章确有深刻透彻之处，但我不太同意其中的阴谋论。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直急于现代化，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文人们发现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障碍正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传统和弊端。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使得中国在上世纪拥抱了自诩建立人间天堂的狂妄的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魔鬼怪胎。
当人伪装神并以神自居时，不仅斩断了乡土传统的生命链接，也斩断了精神生活的灵魂链接，拉开了与魔共舞的序幕。
西方世界建立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过程是“瓦解了中世纪神圣秩序”的世俗化过程，而中国大陆的这条道路也许恰恰是相反的，我们需要将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相区分，需要建立个体的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世界。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丛日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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