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份我国政坛发生的一件大事，被有些人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孤立事件”，实际并非如此。这是一件与林彪当年出逃一样的重大事件，是历史的拐点。林彪的出逃，是文革的拐点，预示着文革的彻底破产。

无论林彪的对头老毛还是今天的历史学家，都不会认为913事件是一孤立事件。毛作为折腾主义的革命家，认为，林彪的出逃正是他阶级斗争理论的证 明，是资产阶级反对文革的猖狂反扑，是第N次党内路线斗争。今天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如老毛那样，但也承认，这一事件包含着某种必然性——不是阶级斗争的必 然性，而是老毛错误决策导致党内矛盾激化的必然性。

时隔40多年发生在当今盛世的类似事件，当然也非孤立事件，也是历史的拐点，也包含着某种必然性。我以为，这个拐点表明，创造了盛世的那套体制、方法的高峰期已过，其弊端与深层的危机开始暴露，如不彻底检讨纠正，崩盘只是早晚的事。

这次事件的根本问题在于集权体制的无法无天，非法治国。我国虽然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但那些都是装在手电筒里的“马列主义”，照别人不照自己。 依法治国、依宪执政是胡锦涛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党国的根本体制却很难允许宪法法律碍手碍脚。御用学者将这总结为党国体制的优越性，名之为“集中力量办 大事”。世界各国统治者都要办大事，办大事也都需要集中力量，问题在于如何集中，是理性科学地集中还是威权蛮不讲理地集中，这是根本的区别。理性科学的集 中需要民主、需要契约法治，这样就能合理支付办大事的各项成本。虽然效率低一些，但后遗症少，容易实现和谐。非理性的专制集中，最主要是逃避应支付的成 本，初看起来效率很高，但后遗症非常严重。针对这一现实，胡温班子提出了“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理论，但是并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把这个放在心上。

民生大跃进与唱红打黑，违背的就是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大跃进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唱红打黑制造的则是恐怖社会——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

权力高度集中有利也有弊，但历史地看来是弊大于利。虽然高度集中的权力能高效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但既能办好事，也能办坏事。如果用来办 坏事，用来篡党夺权、搞政绩、收买官心人心，效率也会很高。这个效率高，是靠践踏宪法与法律换来的，其结果就是矛盾激化、鸡飞狗跳。林彪的出逃与高官的出 走就是矛盾激化的反映，也是必然性在起作用。

“江晚正愁余，深山闻鹧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