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分之一女性的故乡，是少数几个女权状况正在走回头路的国家之一。 她们最缺乏的是政治权利，因此，在这里，”中国公民，其中也包括女性，都没有地位。”
原文：Chinese Women’s Progress Stalls on Many Fronts
作者：DIDI KIRSTEN TATLOW
发表：2012年3月7日
本文由”东西网”的florist翻译（原译文）；”译者”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刘萍是一位被警察骚扰的女权活动家。Gillles Sabrie为《国际先驱导报》拍摄】
北京——去年三月，一位男性共产党官员口中说出的八个轻蔑的字，使刘萍下定了决心——她将竞选当地立法机构，加入全球日益增长的女性寻求政治权力的主流。
“他说，’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刘女士回忆道，”但选举就在那个时候，而不是明年！我当时决定立刻参选。”
刘女士的参选，从在一座桥上用高音喇叭演讲开始，从微博网站宣传开始，引起了全中国范围内一波几百人独立参选的浪潮。她们几乎全部失败了。
她说，她的努力在被当地官员阻拦之后落空了。但47岁的刘女士，江西省新余市一位被迫提前退休并陷入贫困的钢铁厂工人，做成了对政府来说更有威胁性的事：她成为了女性在世界范围内争取的更大权力的活动家。
“中国的女性没有地位。”有一个女儿的单亲妈妈刘女士说。
根据女性主义者、研究者、以及来自政府任命与运营的，用以代表女性权益的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数据，中国，作为世界上五分之一女性的故乡，是少数几个女权状况正在走回头路的国家之一。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的女性享受着由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格言所授予的，自上向下而来的好处：毛说，”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
过去35年来经济增长的炫目光芒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国女性因水涨船高而有所获益，但事实上，她们在相对权益上，正失守自己的阵地。
女性的收入相对男性有所降低；传统观念将女性归入到家庭的领域；并且女性的净财富可能正在缩水。在其他地方的女性议会代表人数正在增长的时候，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比例，却数十年保持在刚刚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水平未变。
很明显，中国女性比她们在阿富汗或沙特阿拉伯的姐妹们拥有更多的权力。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女性看到，她们的权力由于上升的伊斯兰教势力而濒临危险或已经被制约。
但中国——在其他领域的这一崛起力量——并没有仿效印度、欧洲、拉美或南非卢旺达之类的非洲国家，将女性推向更高的地位。
部分是因为中共就是害怕看到刘女士身上的东西：在一党制国家中要求权利的个人。用她的话说，”事实上，问题是没有哪个中国公民有什么地位。”
刘女士说她被政府严密监控，去年12月30日，她从新余的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后，被不明身份的人打倒在地。
她说，拜访者——律师和网络上的支持者——也曾被攻击。她举起自己发红的双手；右手食指肿胀而弯曲，是被她弟弟故意弄伤的，她说，弟弟的儿子因为她的政治活动而被拒绝参军。
然而，她下定决心继续前进。当收入下降的时候，女性们看到自己的权力在减弱，她说。”我们需要必要的政治权力来参与政治辩论。”
尽管有着强大的官方说法里，女性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但并没有真正的具体的活动可以保护像刘女士这样的女性，或在总体上扩展女性地位。
女性主义学者和北京反家暴网络领袖冯媛说，”中国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运动。”
全国妇联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她暗示道，并说，”他们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妇女组织，它必须妥协。”
她提到了最近的一些活动。在北京，2月14号情人节的时候，三名年轻女性身着白色新娘礼服，上面用红漆书写着抗议家庭暴力。若干天后在广州，女学生占领了男性的公厕，抗议女性公用设施的缺乏和她们低等的社会地位，这项抗议自此在其他城市被不断效仿。
然而，很多女性主义者提到，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提高女性身份的政治意愿。”在中国，由极少数一群男性制定政策，他们并不把女性权力视为主流议题。”协助策划了婚纱抗议运动的27岁兽医学博士惠瑾说道。
在权力圈的最内层，共有九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是没有女性的；在中央政治局的全部25个成员里有一名女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每16个正式成员中仅一人是女性。彭博社去年报道说，120个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中最有权力的经济部门中只有一个是由女性管理的。
与此类似，女性缺乏经济影响力。常被兜售的一个事实，中国女性在去年的白手起家亿万富翁福布斯榜上占据了14个位置里的7个，”也不过是告诉你这七个女人的事而已”，圣克鲁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和中国女性问题专家盖尔·赫沙特（Gail Hershatter）说。
在政府最近进行的关于女性进步情况的衡量中——即2010年进行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第三次调查——近62%的男性和近55%的女性认为”男性属于公共生活，而女性属于家庭”，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7.7和4.4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平均年收入只有男性的67.3%，而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10.2和23个百分点。
2010年的女性”高层人才”中，81%拥有大学学位，比男性多出7个百分比，但其中80.5%都表示，在工作场所，男性占据着高层的职位。
与此同时，北京清华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Leta Hong Fincher的研究表明，女性的财富正在缩水。
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结婚时由男方购买家用住宅，女方提供家具，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少地拥有住宅。Fincher女士发现，即使当女性对住宅购买或按揭也有贡献的时候，出于给男方”面子”的考虑，也将意味着住宅将仅冠以他的名字。结果是，许多女性错过了过去十年里房地产价格暴涨的获利机会。
“很多女性被排除在了2010年那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财富积累之外，这场财富积累由汇丰银行评估的价值超过17万亿美元，”她写道。一项关于婚姻法的有争议的修订案于八月通过，表示在离婚时，除非有其他争议，财产归还给法定所有者，使得很多女性无法保障当初的资金投入，空手而归。Fincher女士说。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包括共有权在内，2010年37.9%的女性和67.1%的男性拥有不动产。
然而，正是1995年北京的一次会议，为过去二十年来，全世界女性权力的进步打下了基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次会议上，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宣布：”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在北京，告诉世界：将女权排除在人权之外的讨论已是不会再被接受了。”
出自那次会议的《北京宣言》第14项条款说到：”女性权力是基本人权。”女性们将其带回国内展示给她们的政府。改变的势头已经筑成。
吴晴，一名74岁的退休英语教授，参加了1995年的会议。在海淀大学区，她北京的小公寓里，书籍和论文因堆得过高而摇摇欲坠，吴女士从一张塑料袋里，拽出一张该宣言残破的中文副本。
那儿也有几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劳动法，教育法，教师法，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法案，妇女权力国际法案。
“我去哪里都会带着这些。”吴女士说。
1987年在其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吴女士协助组织了一个女性研究小组的坚定女性主义者，她说，如果中国女性想要取得进步的话，政治自由是关键。
吴女士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有27年之久，这其中很多时候，是像刘女士渴望的那样，由选民挑选出来的独立候选人。但去年，吴女士未被允许参选。
“我想，决定是来自政府最顶层。”她说，”他们害怕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曾经去过非洲，巴西，印度。”她补充道，”并且我感到这里的体制是不一样的。印度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在印度，如果女性们想一起以民主的方式做点什么工作，她们就能办到。而在中国，这取决于当地政府如何。”
女性主义学者冯女士说，总的来讲，”性别模式的过渡时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这是最漫长的革命。”她说，”所有其他的革命比较之下都容易且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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