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泪按：实际上，从去年4月温家宝总理开批“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等“两股势力”、从建党九十周年讲话时胡锦涛总书记搬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两大决议”开始，胡温二人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熙来进行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记得王立军事件发生之初，在多维网看过一篇题为《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撰稿人援引党内退休高层坦指薄熙来可能成为党内第二高岗的评价，从高岗式机会主义、高岗式山头主义、高岗式政治赌注等多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了薄熙来和高岗的诸多相似之处。
老牛认为，此文对薄熙来所犯错误之性质、对薄熙来在中共党内之政治地位、对薄熙来可能面临的政治命运之判断虽有明显高估。但实事求是讲，就薄熙来在重庆期间的政治动作看，他的诸多举动的确有着当年高岗的影子。而且，综合目前各方情况分析，虽然不至于被打为反党集团，但从案件定性来看，薄熙来的确有加速滑向高岗方向的可能。
因为上述《薄》文已详细剖析了高、薄相似之处，老牛这里就不再拾人牙慧，仅从高层态度及目前局势，来分析薄熙来何以正迅速滑向高岗方向。我们先看胡温二人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
我们知道，自2007年薄熙来被贬谪安排到重庆以后，胡锦涛就一直没有去过重庆，相反，总书记倒是抽出时间，连续三次去广东，而且每次都逗留多日。总理温家宝亦然，近五年来，温总理曾数次前往广东，对重庆却是爱理不理。重庆的“两江新区”，虽然是在薄时代搞出了一点成绩，但实事求是讲，能从中央搞下成立“两江新区”的批文，那功劳却是薄的前任汪洋的。我们抛开汪薄之争不提，仅从胡温行程，就能判断出他们对薄熙来的政治态度。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记得，在去年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为解决政治上面临的严峻挑战和正席卷中国的左右之争，胡锦涛在告诫全党正面临“四大风险”同时，还特地从历史角度要求全党要正视路线选择和指导思想问题。
胡胡锦涛原话如此：“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
胡的讲话是不是指向薄熙来？是不是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对薄熙来抱以警惕？如果仅从胡的讲话，还不能得出确切结论。但当我们把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召开会上批薄熙来开历史倒车的讲话拿过来，和胡在去年的讲话对比，相信任何稍有政治头脑者都能立刻发现问题。
温家宝原文如此：“我在这里想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
胡、温讲话何其类似！这说明早在去年开始，在胡锦涛建党九十周年讲话和温家宝谈“文革遗毒”、“封建残余”之时，胡温二人就已经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高度为薄氏政治定性，并公开警告薄熙来不要乱来了。
只可惜薄熙来没有悬崖止步，老牛也不知道这是他没有政治悟性，还是他对自己的政治能量太过自负，还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他的性格所致，这个恐怕就只有薄熙来自己清楚了!
其三，老牛说过，在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中，胡锦涛是通过国安系统亲抓此事。但在中央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之前，薄熙来指派黄奇帆，透过香港某媒体开脱责任，试图影响舆论，倒逼中央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调整调查结论，这使得高层极为震怒，立刻勒令重庆和这家媒体闭嘴。此举不仅使此华文媒体颜面扫地，也进一步恶化了薄熙来和中央高层的关系。
更为关键的是“两会”期间重庆方面的出格举动，在重庆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薄熙来“相信胡锦涛会到重庆视察”一语非常没有政治水平，等同逼宫。此话一出，立刻将胡锦涛置于极端尴尬境地：胡如果去重庆，则是听了他薄的安排，如果不去，就会被人们认为是和薄公开对垒。胡的恼火可想而知，所以在“两会”结束之前，高层实际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先通过温家宝对外吹风，然后当晚就通过了拿下薄熙来的决议。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根据中央领导建议，在李源潮、张德江到重庆宣布人事任免当晚，重庆市领导班子就被全体包机拉到北京，在温家宝总理面前逐个过关，被要求和薄熙来进行政治切割，并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在会上，黄奇帆一反原来紧跟薄熙来的态度，积极主动深刻检讨，并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的各项决定，会和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另有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黄奇帆已向中央递交不少对薄极为不利的书面检举材料。
类似情况，“文革”结束后，只有“六四”期间在赵紫阳身上用过。即便是当年的陈良宇案，也没有搞到把全班人马拉到北京向中央当面表态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薄熙来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及以胡温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对薄熙来的严厉态度。
附稿：
薄熙来，中共党内第二高岗？
王立军事件猝然发生，让一路提携并委之以权柄之重的薄熙来一个跟头栽进暴风眼中。一直以来，王立军都被视为薄熙来铁杆心腹，是其麾下推行“毛左”政治路线和“运动式”打黑的核心人物，被国内右翼和法学专家批为开历史倒车，法制中国的破坏者。
但在王立军事发后，主流声音却一致认为，作为一个想干一番事业、且能干出一番事业的警界翘楚，王的做法无可厚非。他的悲剧在于以一介武夫性格身陷政治漩涡，明知有成为“口香糖”的可能，却以身饲虎，被人利用、操纵、抛弃，活脱脱表演了一场政治闹剧，把自己搞成了悲剧英雄。而这场闹剧的制造者，就是成就了王立军，后来又亲手毁掉了王立军的薄熙来，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不同的是，萧何作为开国元勋，以汉家兴衰为己任，以其忠心与智慧深得当朝倚重并留下千古美名。而薄氏其人，则被广泛认为是机会主义分子，在任之时就被冠以“政治野心家”之名，其政治路线、立场、动机等都饱受各界质疑。据北京消息，有位已经离退、在党内威望犹存的高层领导甚至直言指出，薄熙来有成为党内第二个高岗的可能！
高岗何人？
高岗者，陕西横山人。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军阀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是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共到陕北之后，高岗曾任西北局书记。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高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13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抗战胜利后，高岗被派往东北参与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于1949年起，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养成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就是在东北工作期间，因为路线问题，高岗和刘少奇等发生一些争议。
中共建政时，高岗被选为国家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并从1952年底，开始担任当时在国家体系中极为重要的计委主席一职。担任计委主席后，高岗一面紧跟毛泽东推行“左”倾政治，一面判断政治风向变幻，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等，企图扳倒刘、周，取而代之。
为达到这一目的，高岗在党内四处活动，向邓小平、陈云等人封官许愿，编排官衔，制造党内分裂，触犯了中共党内大忌。1953年12月，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公开反对刘少奇，高、刘分裂表面化。在当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指名点出了高岗问题，党内遂展开对高岗的批判，高岗命运逆转。
在接受批判期间，因私自封官事件被告发，高岗方寸大乱，自杀未遂，事件性质再度升级。再之后，在得知中共对其错误定性后，于1954年8月17日，在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作为中共建国后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干部，高岗死后所获罪名包括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谋取夺取党和国家权力、搞独立王国、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破坏中苏团结等等数宗。其同党饶漱石也被一并打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二人迄今都未能翻案。
“高岗式”机会主义
那位退休中央领导为何把薄熙来比成高岗，普通人当然无从得知。但这个类比最起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就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已经引起党内高层警惕。同时，这个类比也能部分程度解释为什么在薄熙来主政山城后，胡、温二人迄今为止连一次都不去重庆。
对中共政治规则了解者都知道，尊重老人是中共的一个光荣政治传统。所以，如果胡温继续和重庆保持政治距离，即便等到十八大新一届领导层上任，薄熙来的政治前程也几可预知。更遑论现在还出了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大事，又发生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搞得四海轰动，令中共颜面扫地，极为被动，当局之震怒即便用膝盖也可想象出来。
从薄熙来一方看，在把主旋律唱得山响的红都重庆，由自己一路提拔的心腹干将，此前的打黑英雄，居然私约美国领馆长时间谈判滞留，惊动北京，这实在是个莫大讽刺。
有分析指出，此事发生，标志着薄氏“毛左”路线全面破产，他借助“唱红打黑”和“运动政治”苦心经营的所谓政绩和他的政治前途也被顺势瞬间一扫而空，无论此后作再多补救，再强装镇静，心向北京，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和高岗当年一样，在政治上等于已被判处死刑。
其实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前，多维博客有不少观察人士从薄、王二人性格判断，已经预计到这一结局。在多维历史频道上，有了解中共高层党史者也指出，实际上从薄一波在中共十四大被邓小平委以重托，分管人事工作以来，凡薄氏两代人，历时十余年苦心布局，才有了薄熙来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所有这一切，随着王立军进出美国使馆，一切都成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薄熙来跌入目前窘境，可谓丧失薄家两代心血，其痛惜也哉，唯有薄氏明白！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对比同为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习父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遭毛打压，在邓小平时代又被边缘化。一来命运多舛，二来高风亮节，父子二人皆秉良心、守纪律、胸怀国家，忍辱负重，一步一个脚印，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才获得党内广泛认可，终有今日之成绩。
为何习、薄二人政治出身相同，政治命运却如此迥异？有分析认为，除了做人不同外，还必须在中共政治文化上找原因。
对中共文化了解者知道，中共政治文化强调的就是这种奉献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究不予不取。对想尽办法，投机钻营，谋取个人政治权力的做法极为不耻，自中共成立以来，都被划为政治雷区。这些理念在今天虽然被执行者们运用的让人哭笑不得，但作为立党之本，仍然被置于道德制高点，被视为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任何人，不管有多大功绩，多高能力，如果在这方面犯下错误，都会遭党内同仁遗弃。
而高、薄二人，都齐刷刷折在这里。和高岗一样，薄熙来的确是一介才子，有不凡政治手腕，二人都曾权倾一方，声震朝野，如日中天，势不可挡。但可惜此二人都长于机会主义，与中共政党文化相违背，太过主动争取权位，长期苦心经营，临阵决策却都犯了高估自身的毛病，活生生断送了政治前程。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此高、薄相同之一。
“高岗式”兴风作雨
作为一个在残酷武装斗争中崛起的政党，中共一直极其重视组织工作，强调党内团结，在这一点上，很多人认为中共至少领先现代管理学半个世纪都不止。
虽然中共法统的全面确立者毛泽东在世时提出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在中共党的组织生活中也可以进行正常讨论甚至争论，但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对可能形成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对可能造成党的分裂的言行都一贯保持着极为警惕的态度。
我们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从建国前的张国焘，到建国后的“四人帮”，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赵紫阳，类似案例数不胜数，而且一旦过线，处罚都极为严厉。高岗当年也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在对高岗的政治批判中，宗派活动、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搞独立王国等等，都是极为严重的罪名。事实上，有很多党史专家指出，“高饶”之所以被冠以“高饶反党集团”罪名，就是因为他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共法统。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重庆，在王立军事件之前，重庆俨然成了搞“唱红打黑”和“毛式”政治运动的独立王国。他在重庆和黄奇帆、王立军、徐鸣等三人结成实质上的政治联盟，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他挑起的薄汪之争，往好了说可以看成是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在中国朝野造成的影响力已经远超当年高岗的“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只是中共今天已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执政党的成熟度和包容性正与日俱增，倘换个时代，说不定薄氏早已成阶下之囚。
更为重要的是，除非政治需要，中共对选择何种政治路线的讨论更倾向于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而薄熙来在重庆却极善利用媒体造势，煽动群众参与。一段时间内，薄熙来在重庆和代表国内“极左”势力的“乌有之乡”等媒体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个在政治中践行“毛左”主义，一个在舆论上予以吹捧支持。前者甚至主动向学界出击，纠合官帽知识分子和学界地痞如周其凤、孔庆东之流等，舞文弄墨，数黑论黄，搞的全国一片乌烟瘴气，颇有“文革”卷土重来之势！
所谓当局者迷。搞政治其实最怕的就是装腔演戏，因为演着演着，弄假成真，编剧自己反倒失去判断能力，渐成剧中之人。薄氏其人，就犯了这个错误，最终把自己编排进去，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作为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我们都很清楚，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卷动朝野力量四面出击，都是最最愚蠢的行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公司，包括一个家庭，都不会希望有人内外勾结，卷动漫天烟尘。任何一个组织中的个人，哪怕再有能力，如果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出于组织整体利益考虑，也是一定会被清理出去的。
众多现象都告诉我们，事实上早从去年年中，薄的政治大戏已经无法再演下去。在去年召开的中共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中，应对薄氏挑起的政治争论，胡锦涛总书记甚至搬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应对。
能逼到党的总书记出手应对，薄氏此举，可以说和高岗当年在国家计委对刘、周四面出击的政治路数如出一辙，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构成了高、薄二人的相同之处。此其二也。
“高岗式”政治赌注
我们再从政治路线选择上看薄熙来和高岗的共同之处。
历史上，高岗一直是建国后某段时期“左”的路线的支持者。有专家指出，高岗到计委后向刘、周开炮，既有拉下刘、周取而代之的想法，也不排除有政治路线之间较量。而且历史也证明，因为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当时也的确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而高岗正是投毛之所好，在此期间跟风起势，极力营造“极左”空气，惹起众怒，才最终断送了自己。
我们再看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从行政命令式的全城唱红，到疾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打黑，再到“分蛋糕”的均贫富做法，薄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毛式”极左主义和高岗重生的影子。
比高岗更绝的，是薄熙来似乎更懂中共政治，更懂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他的“唱红”乃歌唱主旋律，“打黑”是为保证社会安宁，“分蛋糕”抓住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普遍不满的心理。因而这些措施无论从中共执政理念上，还是社会舆论上都完全可应付过去，而且还可以毫无顾忌的把这些措施推向极致，既让中央无话可说，又可席卷民意，形成倒逼中央之势，为十八大晋升常委谋利。如此手腕，恐怕就连高岗也自叹弗如！
遗憾的是邓小平说了“实事求是”四字。在此四字真理面前，别说高、薄之属，就连强势如毛泽东者，以开国之尊推行极“左”路线，也被现了原形。所以邓小平在后来总结历史时说过，中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对‘左’” ，胡锦涛总书记说要“不折腾”。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搞“毛式”极左运动的瞎折腾不得人心，效之者形同玩火自焚。
曾记当年高岗出事，有一项罪名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而被高岗口头极力颂扬的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高岗明里拥戴，暗地里其实是反对他的。他老人家为此还发明过一个非常贴切形象的说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据说高岗本人对此喊冤不已。
那么薄氏今日之为，又让党内高层、政界同仁作何解读呢？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薄熙来一直把邓、江、胡等中共三代领导挂在嘴上，但实际上，重庆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已被历史否定的“毛式”极左主义翻版，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被悉数雪藏冰封。中国有句古话要“阳奉阴违”，此话用在这里，可谓恰当之极！
高、薄之同，此其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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