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认识“重庆探索”的方法论
问：与沿海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和区域相比，重庆近些年的实践探索和崛起经验应该作怎样的正确解读？
答：现在人们可能常常把重庆的探索称作一种模式，与沿海一些发展很快的地区，如广东、江浙一些地方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但目前的比较，从我在网上和一些研究材料中看到的，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人偏好都比较明显，许多文章和评论，其中暗含着一些事前就肯定或否定的立场和价值。比如说，凡是主张民营市场化、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偏好的作者，一般都对沿海广东、浙江一些地区的发展经验持肯定和拥护的态度；而对坚持国有经济、共同富裕、唱红打黑的重庆探索，则更多的持否定、歪曲甚至敌视的立场。二是一些所谓的学者根本就对各地的实际情况不了解，也没做过实证调研，依据一些新闻报道或研究材料、一知半解地进行选择性比附和自以为是的评论。还有些学风不正和居心不良者，甚至根本不顾事实地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指鹿为马，以丑化和攻击重庆探索为目的。这些都让真正了解情况的人们不仅觉得好笑更是气愤。三是把重庆探索实践与某些领导者的政治前途及命运混同一起。把重庆探索狭隘的甚至等同于为某些领导者升官晋级的阶梯、敲门砖或政绩工程等等。
对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实践探索能不能作出正确评价，实际存在一个方法论问题。我的看法是，不应把重庆探索仅仅看做是一种局限于地方区域性的、由个别强人主导、与主政领导者的政治前途相关联的地域发展个案；重庆探索的价值也不应因个别突发事件的瑕疵或个别领导者的政治命运受到影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上的任何人物，都会随历史长河的不停流逝而不断被后人取代，但他们开拓的历史路径和创新功绩，将与青山常在、日月同辉。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和研究者，我们应该抛开感性的因素，把重庆探索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大格局来透视和定位。有了这样的理性态度和视角，人们就会发现，重庆探索的真正价值，不仅仅是一种区域性的科学发展的实践样本，更是一件事关中国改革开放大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进方向的开拓性创新尝试。重庆探索开拓的发展方向和成功实践，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科学发展阶段面临的时代主题和正确走向，并从经验层面回答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应该和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这样的一种具有全局性、引领发展趋向的重大实践探索经验，有远见卓识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绝不能任其自然兴衰成败、等闲视之。
问：正确评价重庆实践探索的价值，可能与是否及时回应了社会发展主题和主要矛盾有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目前人们对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无论左右派还是官方商学界以及民间，对以下一些问题的看法还是有一定共识的。比如要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问题。实质是坚持经济社会的开放和自由，并且要通过法治的完善和保障，使这种开放和自由可长久的持续。又比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解决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基本民生的政府保障和一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财政向民生领域和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倾斜，解决贫富、区域和城乡以及行业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还要破解各种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扭曲甚至捆绑等问题。又比如坚持执政党和政府职能的有效问题。权力集中虽然有利于社会区域协同和集中力量及各种资源办大事，但必须把如何破解权力集中容易导致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专断等问题、把权力缺乏监督导致权力乱用和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提上改革日程。又比如维护社会和谐、诚信、互助的道德风尚问题。避免社会伦理和官场伦理的商业市场化，保持独立、负责、高尚的人格，维护民族、国家、区域、单位以至个体的尊严。又比如发展绿色经济、创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探索问题。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到依靠绿色经济和创新驱动以替代不可持续的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替代依靠廉价的生产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向上来。
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执政党和政府职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诚信、互助的道德风尚，发展绿色经济、创建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探索，应该是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建设近些年来，可以被大多数人认同的共识性理念。这些共识性理念实质就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并要重点解决的经济动力、社会公正、政府有效、道德高尚、绿色生态等五大建设领域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哪一个地方和区域解决得好，并创造出一般性可操作的做法和制度形式，那些地方实际上就在引领着中国科学发展前进方向，就实际处于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航程的船头。重庆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瞩目的发展热土，就是在这五大建设领域和五大发展方向上，都做出了积极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贡献。
重庆重点扶持微型企业以及分层次扶植中小民营企业发展和国有金融投资集团的企业功能与机制创新，引资国际化外贸加工企业营造的产业凝聚、物流条件、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保障，是重庆启动经济起飞的动力引擎和制度保障机制。黄奇帆市长为什么在2011年重庆创造的多项全国第一中最看重中小微型企业数量增长和外贸进出口总量第一，是因为这两项指标最体现经济发展的开放性、社会活力、劳动就业和可持续等状况。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重庆市始终坚持“三条硬杠子”，即民生支出占全市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对区县支出占比在75%以上、市级以上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以上投向农村。坚持每年对31个远郊区县专项转移支付3000万元搞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处于“一圈层”的发达区县每年帮扶对口“两翼”区县的资金及实物总量不低于本级财政的1%。全国首推大规模公租房建设、首创地票交易、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为农民城市化实行的“335”制度保障体系，即保障了农民的原有的土地等财产权益，也使转户进城落户的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这样做的成效就是虽然这些年重庆经济飞跃发展，但区域、城乡、贫富差别反倒缩小了，基尼系数2011年从0.438下降到了0.421，2012年预计会下降到0.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在执政和政府效能方面，重庆通过“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和创新基层社区党组织联系群众的“三项制度”，反对官僚主义，极大地改善了区县乡镇村社各级班子亲民务实的领导作风，群众称道“共产党又回来了”；通过对领导干部实行的“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测验”的考评机制，尤其是规范民意测评机制，把民调权重在市级部门、区县逐步提高到30%到50%，真正把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评价权交给民众。通过打黑除恶与交巡警、校警制度改革，综合治安状况排名全国第一，群众满意率多次测评均在90%以上。以打黑除恶为切入点的反官场腐败更使重庆市廉政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重庆市旨在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抵制精神文化领域过渡商业化低俗化的“唱读讲传”活动，把弘扬正气和为民众提供高尚精神产品作为文化建设的第一要务，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在端正执政党理想信念、儿童经典教育和扭转社会靡靡之音等方面，社会效益彰显、影响空前。在绿色生态建设方面，仅2009年一年就种了过去十年的树，还要以这种劲头再干十年，种出百年的树。
尤为值得着重强调的是，在这五个方面的共识和相应领域主要矛盾解决中，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实现“公平正义”问题，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共同富裕”问题，越来越成为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也是老百姓意见最大、改革呼声最高、也最直接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性质、方向和进程的主要问题。换句话说，公平正义问题、或者说政府的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以及分配能否保证现代化建设的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目前老百姓普遍认同的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改革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公平正义已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更是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可持续的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满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迫切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正如薄熙来同志所说，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目的更是发展的动力。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际包含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针和实践方向；而重庆高调主张的“民生导向、共同富裕”，则是把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直接付诸实践探索。在“姓资姓社”“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下，科学发展最需要的是实践探索的样本，把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政策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重庆探索实践样本的诞生，不仅仅是对越来越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公平正义问题、共同富裕问题的及时回应，也不仅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已经出现的发展偏差提供了鲜活的个案校正机制，它的最大最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的价值，是经验性地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确是解决中国目前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方针。空洞的理论说教民众往往是不认账的，而实践探索形成的成功和具有实效的经验样本最具影响力。
二、“重庆探索”的真谛何谓正解
问：重庆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有人说“王立军事件”证明了重庆模式的失败？
答：一些对中国改革的公平性持否定立场的左派人士和网友，他们发现重庆探索可以从实践方向上回答他们对改革诸多问题的疑问，所以极力把重庆探索往自己这方面的立场上拉，试图把重庆探索解读和定位为向“毛泽东路线”回归的样板，从而对重庆探索进行有选择性的肯定和宣传。比如他们对重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的西部大开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及大力扶植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强调和宣传，而对利用群众动员式的“唱红打黑”和分配领域的“民生导向”、“共同富裕”极尽赞扬和称道。而一些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彻底性持否定立场的右派人士和网友，他们大都对重庆的做法和取向持不待见和否定的态度，尤其对重庆的“唱红打黑”百般挑剔，甚至不顾事实以片面和瑕疵进行极端攻击，把重庆“打黑”称之为“黑打”，把“唱红打黑”比之“文革”再现。把重庆探索定性为“强人政治”、“人治模式”。“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极端右派人士更是欢心雀跃，认为连“打黑英雄”都躲到美国领事馆，断定“重庆模式”已戏剧性失败。
对重庆探索的解读实际上还不仅仅限于上述两种立场。据我观察，应该包括五种不同的视角或面向：媒体聚焦甚至炒作的视角；各科学者观察和研究的视角；官方包括重庆市委和政府的视角；重庆探索本身实际绩效的视角；重庆老百姓亲身感受的视角。这种多维的视角和面向，对于全面准确的了解和认知重庆探索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充斥媒体和网络以及学者和网友的观察，多是一些极具表象特征的重庆实践，比如“唱红打黑”、“民生导向”与“共同富裕”这些标语或标签式的宣示和“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政策主张，而对支撑重庆探索和指导重庆发展的“国营企业的组织与功能的市场化再造”、“西部大开放洼地效应的营造”、“对外资和微型中小民营经济的分层次扶持”、“民生建设投入和发展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保障和动力机制”等这些深层次的大开放实践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领域的创新探索，往往视而不见或不够重视。正因为如此，薄熙来同志尤其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同志在多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重庆探索是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314部署”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是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西部内陆开放型经济、营造内陆大开放高地的实践探索意义。
对重庆是非成败的判断，说到底不是以媒体网络以至于学者网友的说法为依据，也不是以官方政策宣示或者以某些相关领导人的前途兴衰为依据，而主要应以重庆的发展是否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和重庆三千万人民是否受益和他们亲身感受到的事实为依据。从重庆经济发展数据看，自薄熙来同志主政以来，重庆的GDP增速和人均增长在全国排名，均呈现一年上一个大台阶的局面。GDP增速，2008年全国第五（14.5%），2009年全国第三（14.9%），2010年全国第二（17.15），2011年全国第一（16.5%）；人均GDP增长，2008年2000美元，2009年3000美元，2010年4000美元，2011年突破5000美元，年均增加1000美元。发展速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在创造新的经济奇迹。重庆四年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主要问题的回应和快速崛起，也完全迎合了中国科学发展逐渐成型的“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需求。中国模式的最终形成需要有三个必备的要素：现代化市场经济造就的物质极大丰富；现代化先进文化凝聚的民族精神再造；这两者的结合就是“一阴一阳为之道”。但有个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就是现代化民主政治形成的依法治官体制。也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三者的有机统一。当然这里还有个生态文明的问题。生态文明内含在物质、精神和制度文明建设之中，是解决天人关系的终极之道，但必须有超越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之维，以可再生资源、开发绿色能源和建设生态环境为发展趋向，避免因地球无法承担之重引发的人地和资源争夺冲突、重蹈过去大国复兴的争霸之路。重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在市场经济与红色文化的有机统一和结合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历史必将证明，重庆实践探索能否可持续，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
问：能不能用几个字，再精要地概括一下重庆模式的本质特征？重庆的实践探索与毛泽东和“文革”时代究竟有何异同？
答：重庆探索的实质是三条：“治官”、“为民”、“大开放”。“治官”最突出的体现是“三项活动”（“大下访”、“大走访”、“三进三同”）、“打黑反腐”、“以民调机制考评官员政绩”以及“三项制度”，以此改善市区县乡镇村社各级领导班子的亲民、廉政和务实作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彰显我党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红色政权传统。打黑除恶的出发点是建设平安重庆，实质是治官，打掉公安司法领域黑社会的保护伞。重庆在打黑除恶期间立案查处涉黑权力腐败案件1078起，打掉1271人，正厅级干部10人、副厅级干部37人、处级干部300人，涉及公安79人、检察院28人、法院38人；国家公务员886人。“为民”最突出的是“五个重庆建设”、“民生十条”和“共富十二条”所体现出来的、以民生共富为导向的经济社会生态建设。其中为重庆两翼落后地区脱贫致富而实行的一系列扶植开发政策，大兴土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的公租房建设，各项为留守儿童、孤寡老人、农民工城镇化、低保医保以及各项权益和社会保障政策措施，都集中体现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本色。“民主法治十五条”也是在制度措施层面落实和保障人民民主各项权利的具体体现。“大开放”就是以市场化机制，以大量引进外资和民营资本形成IT行业产业凝聚、营造区域“洼地效应”和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组织功能构建以及可持续发展，形成既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置、公共事业和民生建设领域的主导和支撑作用，又形成外资和民营资本在新区、保税区飞跃式发展的全新格局和可持续大发展态势。“治官”、“为民”、“大开放”这七个字，比较集中的体现和概括了“重庆探索”的执政本质和发展导向，这也是“重庆探索”的精髓之所在。
有人硬把“重庆探索”的科学发展与全国其他的科学发展对立起来进行比附，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搞“自由发展”一条路，出现点强化或彰显“红色”性质的说法和做法就立马定性为是恢复“毛泽东”或者“文革时代”那一套，把“重庆探索”中发动、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我党传家宝和成功做法，诬陷为反对改革路线、反对依法治国、否定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等等。把重庆这样一个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成功样本，硬是套上反改革、反现代化、开历史倒车的个案样本，这不是无知和偏见，又是什么？尤为担心的是让一些野心家和别有用心者，钻重庆探索的瑕疵和失误的空子，进一步混淆人们对改革开放正确路线的认识，把本来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探索成功样本，诋毁为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革和封建残余。
“文革”和毛泽东晚年的最大失误就是对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缺乏法治，而没有紧紧抓住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社会发展主题，没有把“发展是硬道理”、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许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政治斗争和思想改造上，给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而重庆无论“治官”、“为民”还是“大开放”，都是在党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在向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开放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在“以人为本”，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对内对外“五项统筹”的一般原则引领下，进行“科学发展”的实践探索。重庆探索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改革开放”、“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突出了“公平发展”和“共同富裕”，本质上是对邓小平期待的“共同富裕”的科学发展回应。邓小平留下的社会主义思想遗产，简单概要的说主要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共同富裕”这十六个字。如果只强调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放弃了邓小平所强调的民主法制、共同富裕，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从实现公共富裕的手段，变为固化的目的，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永久化、常态化，忘记或实际放弃了“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重庆的做法和实践探索，既是对“自由发展”和“包容性增长”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的纠正，更是对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到20 世纪末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
最后，我还强调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助长一些个别悲剧事件或某些偏执行为的影响力，影响到中国目前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和逐渐形成的多元化科学发展的大好格局和态势。上级领导机关不应简单地把公开性、公正性、合法性作为处理一些个案的原则，应把个案得失和处置效应放在是否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大局来通盘考量。不能让各种小道理和个人偏见主导重大决策、社会舆论和价值判断。是非得失判断应该全面系统发展地看问题，力争坏事变好事，而不是小坏事变成大坏事。就事论事是法治原则不是政治原则。不能助推“干和不干、多干和少干、干好干坏一个样，唯上才是硬道理”的官场潜规则，助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旧官僚主义习性，那样就会彻底摧毁地方各级领导官员和党内民主力量心中尚存的那份为人民服务、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忠诚的个性追求，也会使那些勇于创新、干出卓越政绩仍然得不到公平对待的领导干部彻底绝望和寒心。“权力过分集中”和“家长制”形成的“唯上唯权主义”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不能任其更加恣意泛滥。不能客观上助长政治体制改革对“自由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路径依赖，诱发和迫使中国不得不最终实行西式自由民主。无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或者被中断，都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悲哀！中国共产党是经过90年大风大浪历练和各种考验的政党，决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态和悲剧发生？
2012年3月14日完成初稿，3月16日修改定稿。作者：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员、研究员
原文首发，《中国选举与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