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
据我所知，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章和各种活动很多。南方谈话之所以再次引起热议，不只是对一位历史伟人的追思，更重要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亟需凝聚共识，寻求新的突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改革面临的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况。一方面改革遭遇到瓶颈。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近乎于“帕累托改进”，即改革让多数人受益而很少有人受损。这是因为当时进行的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持体制外经济的发展，体制内原有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动。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第一份增长红利。然而到了80年代末，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改革遭遇到两道难过的坎。一是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二是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的空间已经用完，而企业并没有真正搞活。到90年代初，由于体制外经济的竞争，企业“内部人控制”对资产利润的侵蚀，加上市场疲软的宏观环境，国有企业亏损面扩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放权让利改革的功用基本耗尽，改革亟待新的突破，要突破就必然触动产权及原有的利益格局，这就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核心。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改革受阻，接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转入低潮，关于改革的争论骤然激烈，改革共识近乎破裂。一些改革者因改革受阻而沮丧，社会上普遍对物价疯涨和“官倒”现象强烈不满，而保守力量对改革方向和性质提出了根本质疑，认为改革开放并不是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抛弃它，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等等。他们总结苏东剧变的原因，认为是激进改革导致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和平演变”是当前的主要威胁。在决策层召集的座谈会上，两派学者针锋相对，激烈辩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占了上风，改革一时失去方向和推动力，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焦灼情绪。
正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讲这个话，斩钉截铁，显然不只是从中国自己的经验出发，而且看到了世界大势，包括对刚刚发生的苏东剧变的思考。早在1978年邓小平思考中国改革时，就清醒地意识到，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体制存在重大弊病，不改革不行。苏联的解体更坚定了邓小平的这个信念。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任何经验都可以借鉴，不要怕资本主义多了，不要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不要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思想是要寻找一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模式，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异曲同工。那么如何打消这样一种诘难，即如何保证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抛弃社会主义？邓小平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保证党内不出事，使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在权力的掌控之中；二是设定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不过，这不是邓小平所担忧的问题，他关注的重点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
南方谈话的巨大反响，大家都看到了，在中国一下子卷起一股改革与发展的热浪。不过，我们不能把这种影响全部归因于邓小平的个人权威。事实上，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改革的共识仍然广泛存在，客观形势并不像高层争论表现出来的那么缺乏方向感。10年的改革开放为它自身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受益者，体制外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正旺，加上城镇集体企业、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各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半壁江山”，面临困境的国有企业必须寻求出路，地方和部门都在等待中央明确表态。改革已经逼近市场经济的门坎，需要有人登高一呼，凝聚共识，越过这道门坎，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看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及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突破了意识形态障碍，把改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经济改革从增量转向存量，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 90年代上半期，价格市场化并轨悄无声息地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今天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并强化了已经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债券、证券、期货等市场的建立和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建构起较完整的资本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相比较而言，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有企业改革更是触动传统体制根基的改革，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产权改制和资产重组展开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进程，由此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基础。90年代以来的改革，其深刻程度是80年代不能比的，一种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由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正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两大引擎带动中国近20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持续高增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按理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应当赢得更多的改革共识。然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在今天，共识在迅速流失，改革一词再不像80年代那样具有普遍认同的正当性。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相当多数人没有感受到自己分享到了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当然，这种主观感受与实际情形是有距离的。但是不可否认，财富的巨大增长带来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种趋势是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时没有预料到的。邓小平的设想是，把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共同富裕放在一条时间轴上，先把蛋糕做大，再来合理分配蛋糕。他设想，到20世纪末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蛋糕的问题。办法就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帮助落后地区。然而邓小平很快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不只是地区差距，尤其是贫富分化。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其弟弟邓垦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他不无忧虑地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改革的主观设计与改革的具体实施并不是一回事，社会经济的演进轨迹更不是什么人所能完全掌控的。当然，回过头来看，改革本身并非没有反思的余地。改革的必要性并不能决定每一项改革做得都对，目标的正当性也不能自证手段的正当性，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市场化改革已经到位，更不能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个法治市场经济，一个政府与市场边界清晰的市场经济。市场化也不是万能的，经济改革不能单兵突进，代替其他领域的一切。当前的突出问题是权力市场化，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暗箱操作、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非法征占农民土地等等，大都有官商勾结的背景。如何遏制权力腐败和资本贪婪，如何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问题，如何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转型，所有这些都期待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新的突破。
中国的发展还遇到另外两类难题。一是粗放型增长模式长期未能转变，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不能没有发展，一切问题都必须围绕经济发展来解决；但是，如果发展主要靠资源投入，靠牺牲环境和生态作代价，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危害当代，而且透支未来。一是出口带动增长的方式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限制。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资源争夺加剧，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不断增多，外汇储备激增使中国面临外币贬值的巨大风险和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因此解决当前遇到的难题，既有赖于体制的改革，又有赖于发展模式的转变，二者相辅相成。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近期提出来的，已经提了近20年，但始终不见成效，可见决非轻而易举。世界贸易环境趋向恶化，国际压力加大或许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有人期待有第二次南方谈话，凝聚共识。且不说有没有这样权威的人。即使有，再也不可能登高一呼、议论偃息了。因为现在的情形与1992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改革的分歧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社会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有着不同的感受和期待。知识界内部也产生了深刻分化，秉持不同信仰和有不同利益背景的知识分子之间相互对立，不可通约。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20年来在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希望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许多社会人士乃至高层领导呼吁，要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决策者要有历史承担。这是有见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一次“顶层设计”。不过，从30年改革的经验看，光有“顶层设计”而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用心良苦的改革难免不被扭曲。农村改革之所以获得一致认同，就是因为它是大众参与的改革，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也得到了平等的结果。相比较而言，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企业改制，工人却是缺席的。没有这样的机制让工人坐在谈判席上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的命运是被决定的。所谓大众参与的改革，首先应当有广泛的讨论，其次应当有畅通的利益表达平台和渠道。市场经济不惧怕竞争，不回避利益博弈，但应有平等的权利保障和公正透明的规则，特别是有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机制，而不是崇尚丛林法则和赢者通吃。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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