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重庆模式，是否涉及中共路线之争，以目前所知，无法判别，不过，无论薄熙来4年来给重庆带来多少转变，但是他的做法所带来潜在危险，必须警惕。因为薄熙来所推动政策，有重大缺陷：他在推行人治而非法治，他在强化政权而非民权，他以一党之尊凌驾公民社会。历史上，不乏野心家曾经以类似模式取得权力，最终使社会、国家陷于万劫不复境地。”
台湾《旺报》的社论称： “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后的薄熙来，这几年逐渐走上了所谓‘左’的道路，他的重庆模式，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与其说是左，不如说和极右的纳粹法西斯更为接近。毕竟国际左翼传统上重视的是公民权利和草根民主，是以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来矫治市场经济与资本独大的弊害，而不是依靠国家权力与个人崇拜来暂时解决民生问题，更何况薄熙来家人的生活方式更是远离庶民，何左之有？”“对当前的领导集体和即将接班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如果放任薄熙来以强人政治结合民粹动员、这种类似文革的方式来夺取权力，势必冲击中共在文革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集体领导体制。更严重的是，比较清醒的中共官员都清楚，几十年来大陆社会累积了庞大新旧矛盾与民怨，民粹强人崛起势将打开潘多拉的盒子，破坏维稳大局，最终造成天下大乱，这也是温家宝一再说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原因。”
香港《信报》的社论称：“薄熙来在重庆4年多的施政，当地经济有所发展，民生有所改善，而他‘唱红打黑’的一套，在全国亦有一些捧场客，故此中央领导层里，纵有对其不满者，一时间也无可奈何。王立军事件有‘叛国投敌’之嫌，性质之严重不言而喻，作为王立军上司兼提携者的薄熙来，被问责合情合理，中央趁此契机将他调离重庆，也有助煞住‘左风’，不啻机会难逢。然而，‘重庆模式’在中国尚存土壤，改革开放前的岁月，仍然有人怀念，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权者必须反思。”
台湾《联合晚报》的社论称：“这次斗争最确切的涵义，可谓权贵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决，目前是以前者胜、后者败为结局。但薄熙来之前何以能够创造‘唱红打黑’的高潮？难道薄熙来一人之力，就能横空拉出全重庆、全中国的巨幅红幕？‘唱红打黑’毕竟唱响、打响了好一阵子，是因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制造了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经年累月之下，民间的仇怨已四处横溢，薄熙来才可以藉势而起。他创造的重庆模式，简言之即‘唱红打黑重民生’。 ‘红’未必可径解为‘左’，它其实顺势借助了老百姓对‘服务人民大众’的纯净目标的向往与回归；‘黑’亦非‘黑社会’而已，而多少有遥指‘权贵’之意，打黑意在打权贵；而‘民生’则是配房、均贫富，就是所谓分蛋糕论。这些无不扣合了民众的深层心理。
薄熙来本人太子党出身，他的政治动作能一度创造出‘毛泽东思想在重庆回归’的赞誉，不能说没有‘群众基础’。以此可察，薄熙来事件的本质，还是‘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中共当局拔除了薄熙来的权力，一时止住了这场运动的风向，但追根究柢的贫富对立与民怨问题未解，执政者再不作为，民怨洪流势不可挡，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内部动荡不安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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