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现仍未悔改。）

他们从我随身的物品中找到一张复印有“香港民主2000联盟”通讯录的纸，对此大感兴趣，以为我是有组织、有后台的，甚至不相信那些传单是我写的和印的，于是对这个问题久缠不下。我多次对他们解释说我是志愿者，告诉他们做民运是个人志愿的事，不一定非得有组织，即便有组织，也绝不会像共产党一样讲究组织严密、讲究绝对服从，许多事都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去做，而完全可能与组织无关。

他们相信自己屡试不爽的车轮战法，决计要从我口中撬出个组织和后台来，于是人分三批，每批四人，8小时轮班骚扰围困，用语言武器磨我泡我，不时还有一两个头目加进来助阵。解释与否认毫无用处，我干脆一言不发，睡不成就不睡，双目盯住对方的嘴皮，看它一张一合地动，而充耳不闻其声。这帮人耐性不好，急切时仍会动手动脚地拍我的头和脸，有时明明咬牙切齿，极想殴我，但明显又极其忍敛。看来因为是所谓“政治犯”，肯定上峰有不能殴打的指令，否则早打得满地找牙了。在他们无休止的迫问中，我曾要求保持沉默，但公安回答说我国法律不承认沉默权。我国法律不承认的权利也真够多的，比如罢工权、组织工会权、组织农会权、抗议权和反对权，唉，真是悲哀——中国人连不干活的权利都没有！

第一个日夜过去了，我已深有领会24小时不睡眠的滋味，但还没有到精神崩溃的地步，还能够不时打个俏皮回应一下气急败坏的公安。次日换班来的人当中，有位自称是研究生，看了昨日的讯问笔录后，让其他人出到门外，单独与我聊，口气非常温和恭敬，我知道这是换了一种手法，便只是听。他聊自己的大学生活、公安生活、研究生生活，以及他对政治、对民主、对腐败的看法，谈了很多，许多内容我都点头表示尊重与认同，但并不发话。末了，他还是未能免俗，向我提出了他需要答案的问题，我于是笑了笑，请他看昨天的笔录即可，我没力气重复。

9月4日白天换来的仍是第一天那四个人，见无法得到更多东西，居然和我聊起了足球，大概是发现我在宾馆房间里放了不少体育报纸。刚好那阵儿中国队在打世界杯外围赛的十强赛，这又是与案件无关的事，于是就与他们聊了起来，权当放松休息。当这人觉得话题扯远了，便又旧话重提，回到了审讯轨道上来，他一“官复原职”，我便又沉默依旧。

这样僵持了大半天，公安们也颇觉无趣，其中一位讥我：“你挺像法轮功的人哪，信仰坚定、四大皆空！你该不会真的是法轮功的人吧？哎，对李洪志、对法轮功怎么看待？”这倒是题外话了，不妨活动一下口舌吧：“法轮功闹得你们挺忙活吧？”看着他们尴尬的笑，我继续说：“我对法轮功的人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贵党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本来它是正常的民间宗教信仰，根本没必要干涉，干涉也罢了，却要整天在电视和各大报纸上大搞舆论镇压，岂不知国人素来厌恶贵党的宣传，信仰危机存在已久，国民心灵中普遍存在信仰真空，凡你们大力镇压的，百姓便本能地同情、好奇并本能地信他迷他，于是法轮功信徒越来越多，到现在，大有赶超贵党人数之势。我真的怀疑贵党领袖江主席是否是李洪志的信徒，因为完全是由于他的努力把法轮功培养成了中国最大的宗教，我还怀疑他’99大阅兵并未花到1200亿元，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转账资助法轮功的事业了，否则怎么会飞速成长出这么大一个势力呢？江主席是举世公认的能花钱，想必在壮大法轮功的事业上也绝不会小气的。”

这些人听了倒是觉得新鲜，哈哈笑完，有一位就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的确是应该搞一些社情研究，了解百姓信仰问题和政治态度。”但共产党从来不允许搞民意调查，我想他这句话肯定是空谈了。

9月4日晚上换班来的四人当中有一位中年人，看样子是个老侦讯或小头目，他是今夜的主谈手。至此，我已有三天两夜未合眼了，精神几近崩溃，这时如果说拿杀头来换一觉睡我也情愿。那中年人坐到我旁边，将我双手解出，并把老虎椅打开，给我吃给我喝，但有一条——不给睡。我疲惫而无望地求他先让我睡会儿，哪怕是10分钟，那人并未应允。我深知他们的意图，那就是决计要用疲劳拖垮我。

中年人很和婉地与我聊天，神态显得很老练。他与我聊魏京生，聊民阵民联，聊中国民主党，聊王有才，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我最感兴趣的，而兴趣才是最好的敲门砖。我静静地听他聊，感觉差不多比较融洽时，我向他提出——允我睡几个小时，哪怕是三个小时，睡醒了，我将所有的东西全盘托出写成供词给你。他的眼睛里露出了喜悦的光芒，显然觉得自己的方法真是见效，一用就灵，不禁更加自信起来。此时睡觉对我而言真是比活命还重要，感觉身体的大多部件都已与我失去了联系，处于麻木的崩溃状态。中年人很爽快地往墙根背门处的地毯一指：“小李啊，你只能睡地毯了，我是冒着掉乌纱的危险给你行方便的，明天早上7：00交班时如果我交不了差，那你可是害了我呀，所以你最好早晨4:00钟就醒来，帮我写好笔录啦。小李啊，我老白是个讲义气的人，我就住这附近家属院，不信你将来出来了，有任何困难找到我，我绝对尽力帮你，等你恢复了自由之身，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这可太珍贵了，求了三天终于可以躺在地上睡了。一躺下去，大约两分钟不到，我就迷过去了。这一觉可真糊涂，没有一秒钟的梦，到4:00钟老白摇我醒来时，我又央他再给1小时，告诉他我其实1个小时就可以写好的。老白谨慎，只允我又躺了半小时。4:30分，我依然很瞌睡，但实在无法睡了，只好坐回老虎椅。写不写？不写算不算欺骗？我自认为这不算欺骗，因为首先是他们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这已经是在恶意折磨我了，从恶人手中骗得一个觉来睡，这符合我生理的甚至是生命的迫切的合理需要。我老家常有句话叫——“雷都不打吃饭人哪”，我骗来这么个至关重要的觉来睡，相信上帝都会赞成的。（后来在看守所里看电视，有一部反腐题材的片子，公安也采用了这样的疲劳战术逼出了供词，但这供词在检察院却被视为无效，女检察官的理由是：人体不睡眠的极限是三天三夜，超过这个极限就很可能衰竭而死，所以认定供词是刑讯逼供所得而当视为无效。这种检察官以及如此理想的“检察精神”，在现实的中国是不存在的，它们只存在于天真的作家和被如此折磨的囚犯的想象之中，所以看到这个剧情时我没有感动而只有苦笑。）

写不写？不写的话老白不好交差呀！看着他逐渐在失去自信的面容，恻隐之心又冒了出来，那就写吧。我将前两天提讯时所回答的基本问题又作了一遍重复，写成两页纸交给了他。老白看完后显得相当失望，但他知道我不可能再有让步，考虑到反正也有两张白纸黑字可以蒙混交差了，也就放弃了索求，只是闷坐在桌后抽烟，不理我，满脸是强行克制的愠怒，我知道这才是他的“真相”。

无论如何，这几小时并不充足的睡眠使我的身体终于复现了生机，如果他们再折腾的话，我想应该还可以顶上一天一夜。但是9月5日，也就是被抓后第四天的早晨，这帮人不再讯问我什么，将我带到看守所大门附近，拎出一副锈迹斑斑的脚镣，然后命我坐在地上，由一个年轻的公安给我套上，并用扳手拧紧。这时我才发现，一直穿在脚上的袜子有一只已破了几个洞，应该是他们拖我去东站派出所时在砂石地上磨出来的。

套好脚镣后，这帮人将我拖上大门外的一部三菱吉普，依然不给我鞋穿，并收去了眼镜。车迅速驶出六处的大院，我不知这是要去向何处。划过视野的那些高层建筑大多都是熟悉的地标，我基本可以判断走的是些什么路。大约20多分钟后，车驶到了地王大厦，然后直接从人行道拐到了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处，并停了下来。那位给我套脚镣的年轻人上前吩咐保安员，要他们打开消防梯，然后就拉我下车，准备从消防梯上楼。这里人并不多，不如正面电梯厅，但也有不少往来人员。看来公安是要去勘验现场，但我觉得这铁链很重，不太容易行走，一走便磨得脚腕生疼，我非常愤怒公安的如此虐待，遂不肯走了。他们于是拉住我强行往前拖，我突然张口向往来行人大喊：“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当时其实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愤怒，权且以这种口号来震动他们的鼓膜吧。公安大吃一惊，为首那位他们叫“老板”的人（后来得知是预审科长），相当高大肥壮，将厚重的手掌一挥：“快拉回车里。”将我塞入车内，这些人一边咒骂一边威胁，要求我不要再喊，否则没有好果子吃，他们要我作保证，我不吭声。“给他塞上毛巾吧。”小年轻提议，“老板”想了想，从驾驶台找出一卷胶带：“给他封上！”我大声抗议：“如果封口，我就不走，你们把我抬上去！”“老板”并不理会，吩咐封口，几个年轻便衣将我的头捉定，然后用胶带一圈一圈去缠，直到认为“保险”了，方才住手。我决计不走，几个力壮的从两边架起我，一直拖到消防电梯口，铁镣在水泥地板上拉出叮叮当当的脆响，引得过路人都好奇地引颈探看。

上到大约64层，电梯止住了，于是出电梯走楼道，这些人仍架着我，铁镣在阶梯上依旧击打得叮叮当当，并在幽深的楼道里上下回响。我的脚后筋已被铁镣磨出血了，身后跟的公安里有一个是女的，可能是做现场记录的，她实在看不过去了，好几次帮我在后面提住链条中部，后来她调整好了姿势，一直帮我提到了67层。

地王大厦总共69层，第67层是消防避难层，透过一圈玻璃窗，可以看到罗湖大多数建筑和街道，著名的深圳发展银行大厦也只是一个小矮子了，其余的建筑无论高低都将黑灰色的顶台暴露在眼皮下，煞是难看，从高空欣赏城市原来一点都不好看。十多天前我从这里抛下传单，等我下到楼底，又乘过一站公共汽车来到半公里外的深圳博物馆的时候，少量传单还在天空飞扬，甚至也飞到了博物馆的上空。

现场勘验无非是迫我指证在何处抛撒，然后录像拍照，测量和收录指纹，很快便结束了。

勘验完地王大厦的楼上，然后是楼下横过深南大道、通往对面深圳书城的人行天桥。因为每天去书城的顾客就数以万计，所以天桥上行人很多，这里当时也是我散放传单的地方。公安怕我再喊口号，将口上的胶带又进行了一遍加固，然后“老板”命人上天桥驱赶行人，并封锁住两端，不使通行。完成了现场布置，这才将我拉上天桥。深南大道，尤其是地王和书城这段游客特别多，突然这么一封锁，又猛然拉出一个戴着手铐脚镣并封了口的人来，人们还以为是拍戏的，于是驻足观看，其中就有几位掏出随身携带的相机咔嚓咔嚓拍了起来。“老板”一看，相当紧张，又忙命人上前夺下游客的相机，抠出胶卷予以没收，而游客又不甚明白，双方于是还发生了短暂的口角。

我上到天桥中部时，对面桥下又恰好是公交车停靠站，上下车的客人与往来书城的客人围成一大团观看桥上的“演员”们。趁公安忙于应付人群时，我挣脱了胶带，张口大喊“打倒共产党！”刚喊完这句，就被用手封住了口。公安相当狼狈，仓惶拍完现场照片，就迅速将我拖下桥塞进车开走。

现在要去的是人民路天桥，那是一个环状巨型天桥，桥上设有蓝色遮阳板，是往来国贸与东门的必经路口，行人也颇多，这里当时也是散放传单的地点之一。公安这次吸取了教训，拖我去人少的这一边，但待他一不注意，我又用手蹭开胶带放声大喊，行人于是都向这边看来。公安们终于恼羞成怒，将我一把按倒在水泥地上，开始踢打我，我只觉得牙齿狠狠地磕在水泥上，然后尝到了咸咸的血味，显然是嘴唇破了。他们打了一阵，我不出声了，就拖起我赶紧下到东门路口，又塞进车里，连现场也不要我指证了，只派了一个公安过去。“老板”这时坐在驾驶座里，显然也是异常暴怒，回过身，将碗大的拳头照我胸口就捣，我只觉得一阵闭气的疼痛。打完拳击，又将巨掌在我脸上扇了两个来回才住手，临开车时恶狠狠地威胁说回去再找我算账。

最后是勘验“滨河新村”，这里当时是张贴了一些传单。公安们拖我指证完张贴的位置后，要我指证是在哪家文具店买的双面贴，我知道那家文具店不在这里，但不想再给他拖来拖去，于是说就在这附近但不记得是哪家。公安于是就近找了一家，问是不是，我说是，公安就叫出老板问认不认识我，那老板很害怕，自然说不认识，于是公安又去查他的帐册，询问他的售货员，当然也得不到任何结果。无奈之余，公安从货架上拿了一大把双面贴和几个笔记本，装进包里带走了。我感到惊讶：作为公务人员，拿走百姓的财物居然不付账也不打任何收据！民间把公安、武警骂作“流氓”看来并不过分，并且他们这一路对我的虐待，以及在人行道上肆意停车、驾车和逆向行驶的行为，已经是很好的证明。

回到看守所里，除掉手铐脚镣，我才发现袜子只剩下了一只，而且布满了新磨出的破洞。脚后筋则磨出了一个鲜红的创口，脚腕被铁锈染成了黄褐色。这时，连续作战式的审讯结束了，他们办完羁押手续后，将我交给了看守所。一位看守员把我带到更衣室，指着一大堆散发着霉味的囚服，命我脱下便装换上它。这时还是深圳的夏天，换上的囚服是灰色线织的短袖衫和大短裤，背后印着大大的“深一看”三个字。我的便服则被收到一个小柜子里，说是代存。换完衣服，又将我领到另一间屋子，里面乱七八糟堆了些草绿色的被子，霉臭味更重，我随手拎了一床，然后按指示又在地上拣了一只胶盆（饭钵）、胶匙。胶盆胶匙实在太脏，看守员说“进仓洗一下就得啦”，转身摘下四五寸长的大钥匙带我向大院走。

（明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