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
政协“洋委员”的35年：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怎样参政议政
□《南方周末》2012年3月22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李熠祺 发自北京
由于身体原因，97岁的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已经连续两年请假，没有出现在两会会场上了。
在2237名委员中，沙博理的身份很特殊：他不仅年纪最大，而且没有中国血统——这位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来到中国，从此留在了这里，并于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沙博理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群体中的一员。全国政协自1978年开始陆续吸纳了十余位拥有中国国籍的国际友人加入，最早的一位是马海德医生，至今唯一健在的则是沙博理。
这是一群在政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无法复制的特殊委员。随着本届政协进入尾声，他们在政协舞台上的活动将满35年，他们的时代正徐徐谢幕。
“政协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国际友人进政协，源自马海德向胡耀邦提出的建议。
胡、马两人是相识已久的老革命，他们的友谊始于延安，那时胡耀邦还是红小鬼，马海德则是医学博士。1936年，陕北苏区需要医生和记者，于是两个美国人携手穿越封锁来到根据地。后来，这两个美国人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医生是马海德，记者则是斯诺。
作为曾经的八路军总卫生部顾问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马海德创造过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历史上的一连串纪录。他让人们知道，原来美国人也可以加入工农红军，西方人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外国人也可以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其实，早在延安的时候，马海德就曾向周恩来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当时，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哪有国呀？我们只有一个党。
1949年，有了新中国，马海德第一时间入籍。随后，他虽然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但却拒绝了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的生活，去最脏最苦的基层从事消灭性病和麻风病的工作。
“毛泽东心里头喜欢我父亲，周恩来知道我父亲经过了革命考验，邓小平对我父亲太了解了。他当选政协委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马海德之子周幼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以马海德的资历，成为政协委员当然不在话下。只是由于他的美国背景，委员的身份来得晚了点，直到国际国内形势巨变，苏联人不再是同志，美国人不再被统统视为敌人、特务，马海德才于1978年进入五届政协。
当选委员之后的马海德，心里头惦记着和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一批人：本是“洋人”，来到东方，怀着理想，投身革命和建设，并义无反顾地留在这里，成为中国公民。
于是，借着一次向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汇报事情的机会，马海德提出：可否也让这些人成为政协委员？
令马海德没料到的是，他的话让胡耀邦面露难色。在办公室踱步了一阵子，胡耀邦说：老马啊，您说的这些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怎么能进入政治局呢？
原来，他对中国的政治术语使用得还不熟练，把“政协委员”说成了“政治局委员”。
解释清楚自己的口误后，马海德得到了胡耀邦肯定的答复：“没问题，你写一个名单，我来办。”之后，六届政协果然新增了十余名外国血统的委员。马海德和爱泼斯坦还当选了政协常委。
这批人普遍从官方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称呼，还常常被称为“国际主义战士”，但在建国初期和“文革”年间，他们并没有享受“老朋友”的待遇。比如，犹太人爱泼斯坦在1968年5月被投进监狱；李立三的苏裔夫人李莎和萧三的德裔夫人叶华也都经历了长达8年左右的囚徒生活；在50年代末的极左时期，来自奥地利的医生傅莱为保护三个孩子被迫与夫人提出协议离婚，他还被康生视为“希特勒派遣的小集团”嫌疑犯……
“文革结束后，他们进入了政协，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们政治上迟来的认可。”周幼马说，“大家感到，中国人民不再把他们当成特务、敌人，不只是容得下他们，而且欢迎他们，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同周幼马的这种判断，他同时认为：既然政协委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那么的确不应少了这批特殊的代表性人物。革命年代，这些国际友人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援力量；建设年代，他们大多在外文局、新华社、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工作，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外国专家”。
“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尽管加入政协时普遍年事已高，但这批“洋委员”们依然对参政议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个例证是：2001年初，刚刚病愈出院的傅莱坚持不愿错过当年的政协会议，因为“要讨论‘十五计划’，很重要”。
在连续六届的任期中，沙博理一直积极参与着提案和建议工作，他自己解释说：“我过去有些懈怠，而且原谅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些建议几乎没有产生过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但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政协呆多久。如果说有什么让我念念不忘的事，那么现在是公开讲出来的时候了。”
黄友义对沙博理2002年提出的一项提案印象深刻，当时，这项提案被媒体称为“两会上最为极端的意见”。它的标题是：尼古丁是对人民极其有害的致命毒品，因此种植、生产和销售卷烟都必须予以禁止。
这项十年前的禁烟提案显得过于超前，黄友义认为，这跟沙博理通过各种通讯方式，与国外保持密切联系有关。
“洋委员”们提出的提案大多跟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例如马海德提出加强麻风病防治宣传，还建议允许麻风病治愈者结婚，李莎则提出改革中国俄语教学现状，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委的积极回应。
也有杳无音信的。90年代初，武汉的一处建筑工地曾发生造成11人死亡的事故，沙博理由此提出建议：政府应该要求建筑公司出具保险单。政协收到建议后，将其转给了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说自己无权下达政府条例。之后，沙博里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了。“中国必须逐渐树立个人的合法权利的观念，并学习如何实施这些权利的方法。”沙博理后来评论说。
1984年，也即国际友人成批进入政协的次年，沙博理获得了一次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发言的机会。当时的发言稿是他和爱泼斯坦、奥地利裔的魏璐诗、加拿大裔的陈必娣共同起草的，他们四人都是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成员。由于沙博理在这四人中普通话讲得最好，还带有北京口音，大家推选他来宣读这份批评中国编辑的外文图书期刊在国外销售不力的发言。
“对这次经历，我感到很好。”沙博理说，“不只是因为它很难得，而且令人兴奋。它证明我们国外移民中来的政协委员，也能够真正参与，而且有用。中国人把在组织机构里作为摆设而不起作用的人叫做‘花瓶’。我们已经表明，我们不是外来的附属物。”
闭会期间，“洋委员”们也参加了不少调研活动。这些调研让沙博理感到兴奋：“这么走下去比看材料更真实。”
但真实的景象往往有积极也有消极。在视察边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时，爱泼斯坦为自己的所见感到震撼，他将这种震撼写在了回忆录中：“现代中国，同时存在着两种事实：一是快速进步，一是需要花大力气和长时间去克服高峰和低谷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
除了贫富差距外，腐败也是爱泼斯坦和其他几名国际友人关注的话题。爱老曾在两会上提出建议：所有查实的腐败官员，不论其触犯刑律的贪污数额大小，一律免职，永不启用。
傅莱也认为：“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我原来不敢相信会出现的，比如腐败。”
“我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现在一些人意志不够坚强，所以就堕落了。腐败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抓，将来是要很危险的；但我相信咱们国家能够最终制止腐败，因为我们已经战胜过很多困难。”傅莱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这批“洋委员”的普遍特征。“我已入暮年，但始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宣布它的‘死亡’，但直到现在，它一再地复活，并被奉为实践的指南。”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说。
在政协工作中，爱老曾多次促请全国人大制定“合作社法”。他认为，尽管人民公社以失败告终，但在运输、销售等行业，合作社仍然很有用处：可以将中间利润留在农村、留给农民，让农民增加收入。
当然，国际友人们在政协中提出最多的建议，还是关于对外宣传的——实际上，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承担了中共最早的外宣工作，可谓公共外交的先驱。
在政协会议上，爱泼斯坦曾提出，外宣英文杂志不能光有漂亮的包装，在内容方面也要提高，要讲求时效性；而沙博理则曾在小组发言上说：“这些年，看外电，看媒体，尤其是美国诬蔑、捏造我们的一些新闻内容，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工作做得很不够，很多事情原来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的，但是没有做。”
“这些问题慢慢都得到了共识，比如中央决定大力推动‘走出去’。”黄友义说，“这跟国家财力增长有关系，但我觉得跟他们这批国际友人不断的提议也有关系，他们在政协最大的贡献就是呼吁重视外宣。”
告别与传递
1988年，马海德去世，政协委员里的国际友人群体进入了告别年代。
20多年来，黄友义目睹了这批人中的一大部分相继离去。“每年春节的总理招待会上，座次经常在变化。爱泼斯坦曾经是很多年的首席，沙博理曾经非常靠后。到了今年，很多受邀的就是遗孀、遗属了。”
沙博理在这批“洋委员”中算是年轻的，也是唯一健在的，但已经97高龄的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参政议政了。周幼马记得，沙老最后一次现身两会的时候，出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找不到地方了，是周幼马帮他找到自己的座位，搀扶着他坐下。从那以后，周幼马再也没有在会场上见到过沙老。
以前几届两会上，因为中文水平高，沙博理在小组讨论中时常替陈必娣等委员念发言稿；但到了2008年，他连念自己的讲稿都已经很吃力了，是坐在他身边的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主动担任了沙老的“代言人”。
作为新闻出版界别的召集人，近两年的两会结束时，李东东都会带着杨澜等委员到沙博理家中探望慰问。今年3月12日，沙博理对李东东们说：“我虽然没有到大会现场，但关于两会的新闻，我每天都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密切关注。我很想念各位新闻出版界委员，每天在心里和你们一起参政议政。希望继续与大家一起学习、交流，努力履行委员的职责。”
黄友义也证实：沙博理始终在关注时事。就在上周，沙老还发电子邮件给他推荐了几篇英语文章，认为文中的观点值得了解。
明年的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中是否会有沙博理的名字，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无论答案是有还是无，在马海德当选政协委员近35年后，属于马海德、沙博理们的那个不可复制的时代都已经进入了尾声。
周幼马“接过”了父亲这一辈人的身份，4年前，他出现在本届政协委员名单上。“我的政协委员身份是根据我父亲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做的贡献，给予我的地位。”和父亲一样拥有标志性浓眉的周幼马说。
实际上，受父亲的人生影响，周幼马的经历亦可圈可点：出生在延安窑洞，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当年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的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在政协的参政议政平台上，他所做的更多是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的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的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几天后，周幼马将和政协外事委员会的若干成员一起飞赴黎巴嫩——那里是他的祖籍地，那里的公园里有他父亲的铜像。马海德基金会和政协将出资一万美元，为当地的幼儿园添置设备，之前外交部还曾经给他们打了一口井。“对于父亲的老家人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政协没有忘记他们。”周幼马说。
他更相信，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父亲那一辈的“洋委员”们。“他们每个人是一本书，每个人的历史是值得留下的。”周幼马说，他期待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得到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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