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曾经被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福兮祸所依，这一独特机制很可能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国际对冲基金经理、广晟财富投资管理中心投资总监刘海影在《谁来约束地方政府？——重庆模式的经济批判》一文中如是开头。
“重庆模式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他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现在要担忧的不是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不够大，而是起的作用太大了。”
其实，对重庆经济模式的争议由来已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举办的一个关于“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比较的研讨会上，他就试图论证“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持久”。
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
刘海影认为，如果非得给重庆经济发展定义一个模式的话，那就是财政软约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杆化为特点的政府拉动型经济。这种模式在短时间来看效果是很好，长期来看则未必美妙，因为“借钱是要还钱的”。
事实上，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以来的十几年历史里，重庆的经济发展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这样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切都离不开被外界称为“重庆的CEO”的黄奇帆市长的积极运作。在重庆市政府的主导下，一系列经济建设大手笔给外界印象最深。
2002年重庆市八个城建融资平台创立，即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八大投”)，均由重庆政府拥有、授权经营。在“十一五”期间，“八大投”充当了全市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城市建设、水利设施、轨道交通、旅游投资等各方面的主体。
重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3、2004年开始推进国资改革，重庆国有资产从1700亿元发展到如今1.46万亿元的规模，其资产分布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在原来的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是金融企业，30%是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这些大手笔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全市生产总值在5年中翻了一番。2011年，重庆更是凭借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在各省市GDP竞赛中以16.7%的增速荣登榜首。
不过，在这些成绩面前，刘海影的看法始终比较谨慎。他认为，历史经验表明，政府主导的经济项目不太具有经济合理性，长期如此，政府借的钱可能还不了，到时候会出问题。
刘海影在上述文章中曾指出，仅在2011年，重庆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比例高达76%。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应该是经济直接参与者、操盘手的角色，尤其不应该靠打压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来搞纯粹建立在投资拉动上的经济。”刘海影对记者如是说。
刘业进则进一步指出，“重庆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经济的社会工程师“工程技术思维”，不太严格地说，可以称为小计划经济。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面，以工程技术思维来处理必败无疑，这是以20世纪计划经济导致数千万人蒸发换来的经验教训。
高赤字和高负债并存
政府主导经济和投资驱动的结果是，重庆政府面临高赤字和高负债隐患。
来自重庆市财政局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1年，重庆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超过2900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3900亿元，收支增幅双双超过40%。同时，2011年，重庆财政赤字规模超过1000亿元，占整个GDP比重达10.52%，远超3%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实际上，重庆市如此巨大的赤字规模还是发生财政丰收的情况之下，“政府有多少钱也不够花”这一点在重庆市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最近三年，重庆市实际财政收入分别为2009年1165.7亿元，增长21%；2010年1990亿元，增长70.8%；2011年2908.8亿元，增长46.1%。支出方面，2009年实际完成1806亿元，增长24.7%；2010年实际完成2749.5亿元，增长48.4%；2011年实际完成3961.7亿元，增长44.2%。
刘海影在分析文章中指出，2011年重庆GDP合计约为1万亿元，而财政收入高达2908亿元，占GDP比例接近29%。财政收入占比如此之高折射出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力抽取。而力度如此之强的资源占用依然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求：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高达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该比例仅为23%。
仔细研究还会发现，在重庆市财政支出中，中央补助部分占比很大。重庆市2011年获中央补助、上年结转等共计1843.4亿元，而与重庆财政收入规模相同的另一直辖市天津，获中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等资金332.9亿元、上年结余166.8亿元。重庆此项可用资金是天津3倍还多，这体现了中央对于重庆这一西部唯一直辖市的重视，而重庆如果对此过度依赖，长期而言令人担忧。
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中央政府推出激进刺激计划为契机，各地政府同时发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刺激本地经济发展的秘诀：以地方债务平台为核心的城市经济运作模式。
事实上，与财政赤字同样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八大投”负债。对于精通资本运作的重庆市政府来说，“八大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一直是个谜。“从地方债务角度分析， 2011年8月份披露的重庆市地方债务数据显示，不包括市一级债务、仅统计区县政府债务，总额约为2159亿元。考虑到该数据未包含市一级政府债务(全国平均而言市一级政府债务是区县一级政府债务的1.6倍)，总债务规模约5000亿元，再考虑到重庆预算内收入仅1488亿元，债务的可持续性显然值得担忧。”刘海影对记者表示。
千亿投资换来公租房建设
如此高的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颇具重庆特色的各种民生建设工程。重庆最典型的民生工程有以公租房建设为重点的“民生十条”和“五个重庆”建设。
2010年重庆“两会”期间，黄奇帆市长提出，重庆市将从2010年起在全国率先建设大批公租房，计划10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其中，前三年新建2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这一计划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区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
重庆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累计开建公租房2871万平方米，配租11万套，规模、进度和配套水平全国领先。
不过，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租房建设其实就是政府讨好老百姓，政府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纳税人的钱。”茅于轼认为，政府建设公租房会有寻租和后期运营维护的问题，相比于市场建设商品房出租没有经济效率。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重庆公租房建设总共需约1000亿元的投资。其中，政府将投入30%的资本金，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对高价房的税收、土地储备收入等来负担，此外70%要依靠市场融资。
而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采访黄奇帆时所作的保守测算，三年的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的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划拨3万亩土地投入建设，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大体也将达500亿元，这将占去重庆市2009年至2011三年财政收入(约6000亿元)的1/5，这还没有包括政府在后续维护、更新改造以及管理、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此外，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决定本届市委任期内，用两年半时间，在解决全市群众最关心的十大民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这个“民生十条”还包括农民万元增收、森林绿化、农民养老保险等各个方面。据重庆当地媒体报道，为实现此次全委会提出的“重庆民生十条”，两年半时间内，重庆市政府的总投入将高达3400多亿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民生投入，茅于轼不无担忧。他认为，应该由政府实施住房救济的只是最低收入的少数人，而且应该通过货币补贴的方式让他们到市场上租商品房。
而刘业进则对记者表示，“住房问题的根本是政府通过垄断土地使用扭曲了住房供应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承认农民的土地所有产权，允许建设小产权房入市交易。”他认为公租房可能导致分配不公，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富裕、公租房需求降低，可能面临巨大的浪费。
福利主义道路是条死胡同
重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建设和所谓的民生工程也引发“福利主义”的担忧，尤其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于大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主义的担忧更是挥之不去。
在2011年7月3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关于如何看“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问题就产生过激烈争论。“民间确实有主张大政府搞二次分配的福利主义土壤，一些学者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刘业进告诉记者。
在那次研讨会上，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当下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要求进行再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如果经济学家根本不能说服政府降低民众税收负担，那么，要求政府在给定的财政收入中，拿出更大比例用于改善中低收入民众的生活，就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刘业进认为，秋风发现了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药方。他告诉记者，面对分配不公重要的是找出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通过税收、通过行政的方法来抹平差距。“当前形成收入差距的机制是两个方面：权利歧视、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如果我们视而不见，或者转移了关注的重心，去关注收入本身的分配问题，这其实掩盖了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了问题。”
刘业进认为，针对当前宏观税负高的问题，对策是呼吁减税，控制政府扩张倾向，而不是承认既成事实，然后去“分配错误的收入”。搞民生工程，恰恰为高税负提供了口实和短时期的合法性，也为前述垄断收益提供了道义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税收水平已经远超GDP增长速度，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同比增长24.8%；而个人所得税在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的情况下规模仍达6054亿元，同比增长25.2%。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如果国家扩大福利政策，势必要征收更多的税，个人与企业将难以负担。
“没有财富的生产，哪来财富的分配，重庆是不是比其他地方有更高效的财富生产呢？”茅于轼认为，“重庆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国进民退，恰好是降低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你哪来那么多钱搞民生给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银行举债。”
很明显，政府福利不是免费午餐。刘业进从三个方面向记者讲述福利主义为何行不通：“首先政府有一只手为你提供免费或相对廉价的公共物品，就一定有另一只手从你的口袋里攫取税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次，我们应该看到福利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欧洲福利国家几十年的实验告诉我们，高福利打击工作创造的积极性，鼓励了懒惰，从而使得国家经济不可持续；第三，我们要从捍卫任何一个人合法私有财产的角度，去防止通过福利主义合法地剥夺公民财产。”
刘业进主张，以“普遍富裕”替代传统“共同富裕”的说法。因为“共同富裕”暗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诉求，“普遍富裕”是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承认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差距。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普遍富裕”的根本出路在于保护产权和鼓励私人领域的创新，而绝不是均富式的“福利主义”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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