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期望：僵局破与新平衡

期望：僵局破与新平衡

作者：秦子忠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1 9:45:48

阅读量：112次

    重庆事件,推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程，至少在民间是如此的。但是至于中国向何处去，薄的出局并不是最终的回答。早些时候张鸣先生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颇有先见地言中了重庆的结局。但是他对中国走向的推演，还需时间去验证。不过我以为，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党内民主能够按照“常委的集体领导，变成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再变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那么中国之命运至少不是不幸的。

　　但是中国当前要不要走向类似美国的普选，尤其是在不考虑历史发展前提和物质条件下，就将中国前途或者命运推向普选，我以为都是不明智的。我在《重庆：深水行与冰山破》一文中，已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社会历史是在前人创造的物质基础为前提，并受着这一前提的制约。一个社会即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美国等国家的普选制度只不过是历史的早产儿，注定是短命的。虽然这个早产儿，打扮得像个健康人似的，并到处显摆它的完美。然而在接二连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尤其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中，早产儿所暴露出来的先天性缺陷也向世人显露无遗。看美国之民主历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迈克尔•史宾斯所说，美国曾经历过“一份财产一票，一个男人一票，一人一票，目前正滑向一美元一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当前向全世界兜售的民主理念，只不过是资本或金钱民主罢了。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反对普选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理性形态。我所要反对的是这样的一种声音：不考虑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逻辑而召唤国人直接奔向所谓的全民普选。

　　当我们渴望某种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实际行动加以追求，但是它将要来临的时候，我更需要理性审视以求辨别真假。对民主的渴望，国人更应当如此。但是看当前国人之态势，有草率而从之现象。就此而论，李世默先生在《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更加优越》一文中，对中美两国民主制度的对比分析却也是国人应当加以深思的一个路向。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李先生只是说对了美中两国对待政治体制的态度差异，即美国将民主的政府看做政治制度本身的目的，而中国则将其现今的政治体制仅仅看做实现其国家目标的手段。但是他说歪了或者含糊了中国的国家目标。因而他的结论：“现代西方视民主与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这个理念基于一个绝对的信仰。”并没有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更加优越”进行辩护和肯定，反是对美国的民主政体进行赞美和讴歌。我希望这非他本意。

　　中国的政府目的，是普遍民生和共同富裕，归根结底是所有的个人能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在具体实现这个目标时，中国更注重一步步的现实主义的实现;而美国视为民主与人权为人类发展的巅峰的政府目标，归宿点也是所有人的民主和人权，但是在具体实现这个目标时，美国反而显示出了浓厚的理想主义倾向。因此，我以为在政府的终极目标上，中美两国是殊途同归的，区别的只是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以及对选择了的路径的态度。也正是路径选择时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因此与美国早产儿的普选制度相呼应，当前的中国母亲孕育不出普选，一是母亲还没完全发育(这是历史的物质条件还未具备);二是母亲尚未结婚(这是社会的民主精神尚未完全成熟)。因而母亲即便被强力强迫怀孕，那么生出来的也不过是先天不足的畸形儿。

　　为此，渐进式的改良主义还有生存空间。

　　然而，正如中国舆论界所看到的，薄的出局，是中国政治体制僵局破裂的一个信号。对这个信号的解读，见仁见智。宋鲁郑先生以为，“薄熙来的去职，打破了中共党内的派系平衡……但由于左派刚刚受到重创，主流派失去了一个对右派制衡的力量，假设对右派强硬以对，又有可能同时成为左右反对的目标。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建平衡。”(参见宋鲁郑《重庆风云考验中国政治模式》)宋先生也是强调重建平衡的重要性的，但是其所谓的再平衡，也只不过是恢复左右派相制衡的格局，因而这个平衡的格局虽说是重建，但是质量和原来的还是一样的，即还是左右派势力的势均力敌。

　　我的观点与此相反，薄的出局只不过是昭示中国政治密室的不可持续性。这种不可持续性的原因在于，简言之，一是政治密室内派系之争的不可调和，二是社会精神的民主增量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个原因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而当前的这个失衡是不可能反弹回去的。即便反弹,也只是如“张勋的复辟”，是历史的偶然。

　　社会历史的发展，最终是将民主，因而是将政府的权力还给人们群众。况且，政治密室越是暴于阳光之下，民众越是不堪忍受。

　　那么将代替这个失衡的政治态势，将是一个什么样平衡的局面呢?这就需要我们对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一方力量加以定性分析和历史考量。我以为这是重庆事件之后，中国社会应当关注的核心点。

　　就这点看来，储建国先生一文《重庆事件给我们的政改启示》是有远见的。储先生不仅看到了社会左右两派(或者按他的术语“非中心呆着的人”)的互生共体，还给国民归结出了两个前途：“一是军事官僚威权主义前途，二是大众参与的宪政民主前途。”但是我较为乐观一些，我不以为奔向这两个前途的力量是相均衡的。这个乐观根源于对中国社会民主力量发展的信任，也基于一种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一般判断。但是遗憾的是，我对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能力加以论证说明，因而这个任务也将只能留给能论证它的人们。但是作为历史剧中人的一种直觉判断，我以为中国紧随而来的至少不是这样的新平衡——左中右派系的平衡，而是社会民主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了民主社会生活的平衡。至少我的这一直觉判断，是一种期望。

　　这种期望，在周兆呈一文《重庆这门政治课》中有着它的现实基础：“要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声，没有经历过重庆这样的事件，仅仅依赖书本的历史教育或是现实生活中琐碎的怨言矛盾，是无法站在更高的高度思考和认同中国的政治及其体制改革的。这或许是重庆对中国年轻一代做出的意想不到的‘贡献’……无论是思想角力、路线争执，还是政坛内幕、政争传言，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来说，都是新鲜的经历。全国性的清查、表态、统一思想、政治学习，都貌似过往云烟。这次，虽然主要集中在一城一地，然而通过网络的同步讨论、即时传播，对国家方向、对政党政治、对思想路线的争议，伴随着对政治流言的猜测和挖掘，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共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