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2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3月26日
文/王晓渔(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这几年流行“民国范儿”。我对民国亦情有独钟，但我所“范”的民国主要是1912至1928年间的北京时期。至于1928年后的南京、重庆时期，民间社会的努力值得尊敬，但是以“训政”为名的党国体制并无太多可称许之处。
同样是民国，不同时期（北京时期或南京、重庆时期）或者不同层面（民间社会或党国体制）的民国，有云泥之别。目前看到的“民国范儿”，常常对此不加区分，囫囵吞枣。随此兴起的民国老课本热，就遇到这个问题。
2005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推出《商务国语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出版后波澜不惊。谁知五六年后又掀起热潮。或许因为老课本已经超出了版权期，很多出版社几乎不加选择纷纷重印。
民国老课本远胜后来的课本，这没有疑义。但1928年后的民国已是“党化教育”，而且距“新文化运动”不过十余年，白话文尚未成熟。所以，那时出版的民国老课本很难幸免于这两种时代风气。1932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即是一例。这套老课本因为是叶圣陶编撰、丰子恺绘图，受到坊间高度评价，被誉为“后无来者”的“大师之作”，有至少四家出版社重印。
翻开《开明国语课本》，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孙中山先生和农人》《游中山陵记》《孙中山先生伦敦遇难》等明显带有“领袖崇拜”色彩的课文。虽然比例极小，但是一叶知秋。最为关键的是，叶圣陶编撰这套书的过程非常仓促。他曾回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一共十二册，四百来篇课文。这四百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
如果不是带着崇拜的眼光，而是平视《开明国语课本》，会发现有些课文仿佛小学生作文。比如《大扫除》最后写道：“今天，我们坐在教室里，看着太阳光照着十分干净的墙壁和地板，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这种句式，读者不会陌生。
非常难得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两位先生的后嗣，并未因为这套课本出自先人，参与到“神话”《开明国语课本》的过程。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曾表示：“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套书。”她认为《开明国语课本》并非教材中的经典，提醒读者不要太盲从。叶圣陶的孙子、作家叶兆言也认为，这套教材中“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淘汰的”，他认为祖父和夏丏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比《开明国语课本》稍胜一筹。
《国文百八课》，由夏丏尊和叶圣陶于1935年至1938年编写，开明书店出版，2008年由三联书店重印，迄今不温不火。其中文选部分兼收并蓄，同时选入文言和白话，并有少数译文，白话收录了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等作家的文章，与《开明国语课本》全由叶圣陶一人创作和再创作截然不同。但文选依然不乏党化教育的痕迹，收入了宋庆龄的《广州脱险记》、耘愚的《谒孙中山先生故居》、孙文的《欢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词》、陈布雷的《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和《北伐宣言》等。
一百年前的公民读本
在已经重印的民国老课本中，《共和国教科书》（新星出版社，2011年9月）最见功力。功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编撰过程，一为重印过程。
1912年，共和肇兴，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写《共和国教科书》，编辑由张元济、杜亚泉等担任。商务印书馆具有丰富的教科书编撰经验，1904年编撰的《最新教科书》，可以视为现代教科书的发轫之作。这两套教科书风靡一时，尤其后者，重印数千版次，印数为天文数字。当时尚未有“党化教育”一说，距离“新文化运动”尚有数年，《共和国教科书》秉持公民教育理念，文字均为典雅文言，无论观念还是文体，俱有可观者。
《共和国教科书》的重印，由《读库》团队负责，主事者张立宪兼有出版人和手艺人的品质。大多数出版社重印民国老课本，只是扮演复印机的角色。张立宪则把老课本做成了艺术品，他将教科书和教授法一网打尽，一一修复，最后以线装的形式出版，甚至专门出版了宣纸版。但是，它的不足亦由此生：一是成本拉高价格，数百元一套，有力承受者有限；二是印制尤为精致，而且多达几十册，即使购买也多为收藏，有买椟还珠之嫌。
相比之下，《读库》和《南方周末》合作出版的《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2011年12月）（下称《修身》），薄薄一册，宜于诵读涵咏。这本《修身》选自《共和国教科书》的修身部分。在民国老课本中，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国文读本，而是修身读本。国文读本无非是文选，此前的《古文观止》、此后的各种名作选本均可替代。但修身读本，却非共和时期的版本不可，原因如前所述，1928年后转入党化教育时期，与此前的公民教育在理念上水火不容。
修身读本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为公民之权利，一为公民之素质。《修身》选择修身读本的公民权利部分，把握住了公民教育的灵魂。一个公民，只有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才能更好地担当自己的责任，养成公民之素质。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无法享有公民权利，却要求他们具有公民素质，那相当于希望森林里种植着“无根之木”。剥夺公民权利然后指责公民缺乏素质，再以公民缺乏素质为由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这种循环论证的逻辑并不鲜见。奇怪的是，很多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国民也认同这个逻辑。
《修身》是近乎理想的公民读本，不仅注重民主共和之精神，而且注重宪政法治之理念。讲到平等，“人民不分阶级，凡权利义务，一切以法律为断，不相侵犯，此之谓真平等”；讲到自由，“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平等与自由，是两个几乎绝对政治正确的词语，也最易被误解，以至于平等被理解为“平均主义”，自由被理解为“为所欲为”。但是，在《修身》里，平等、自由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平等是“一切以法律为断”，不尊重私有财产、强行进行财产再分配的“均贫富”显然不属于平等。自由，不仅公民互不侵犯，国家更加不得侵犯。个人的自由不是没有边界的，这句话自然值得温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常常以此为由过度限制个人的自由。因此，国家对个人亦须以法律为边界。何为法律？《修身》指出，法律需要经过国会议决，而国会议员由全体国民选举。这种法律绝非那种橡皮图章下的“非法之法”。
相比之下，另一个版本的《修身老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5月）过于强调公民之素质，诸如“合群”“尚武”等。这本书的原本，是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修身教科书》，对于公民之权利用墨甚少，即使讲到也侧重不同。比如讲到自由，强调“若假自由之名，以破坏法律，则国家必禁止之，或惩罚之”。这就只考虑到个人“假自由之名，以破坏法律”，却没有考虑到国家“假法律之名，以破坏自由”，忽略了一个常识，即最有可能侵犯公民自由的是国家。
1928年之后的修身读本，更加厚此薄彼，常常只讲公民之素质，而忽略公民之权利。这种读本以公民教育为名，行党化教育之实，最终南辕北辙，培养的只能是臣民。在民国老课本热中，这类读本也被重印，比如《世界书局模范公民训练册》（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这种老课本只有资料价值，没有普及价值。在当时的各家出版社中，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尤为偏重党化教育，国语读本如此，所谓“模范公民训练册”亦是如此。由于“新生活运动”呼之欲出，这本教科书充满相似的气息，内容几乎都是“我睡觉的时候头要露在被窝外面”“我每天大便有一定的时候”“我尊重校徽”之类，很难称得上这与“公民之素质”有什么关系。
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公民读本，在百年中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现在正处于复苏时期，但是常常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追溯“民国范儿”，也要有点“拿来主义”。他山之玉，可以攻石。
最近出版的公民读本，有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编写的“民主的基础丛书”（包括《权威》《隐私》《责任》《正义》四本，金城出版社，2011年8月），还有芝加哥大学第二任校长贾德森在一百多年前撰写的《美国公民读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这些书为中英文对照，核心是“世界公民”的理念，恰恰可以与“中国国情”形成互补。刘建华先生在“民主的基础丛书”出版说明里指出：“尽管我们的传统是一个没有公民的好人社会传统，但我们的时代却是一个需要好公民的大社会时代。”这套丛书着眼于公民常识与社会建设，而这两点正是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美国公民读本》不仅是美国公民读本，更是世界公民读本。开篇讲到“爱国”，“每个优秀的美国公民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为之骄傲。”接着陈述为何“爱国”，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公民在这个国家享有自由，与那些警察无时无刻不在侵犯公民自由的警察国家截然不同。这种表述不同于那种熟悉的说法，即爱国是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从纳税人的角度而言，是公民养了国家，而非国家养了公民。《美国公民读本》接着强调贬低别的国家不是爱国的表示，这同样是“世界公民”的理念。
整整一百年前的《修身老课本》与来自他山的公民读本，殊途同归。只是不知公民读本所至，是否金石为开。
© st@小声说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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