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巴西官方数字，巴西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英国。
被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国人，可能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国际新闻：3月6日，巴西政府公布2011年的经济数据，巴西的GDP已超英国，证实了去年底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发布的预测。
对于在七年前已超越英法，已在讨论何时超美的中国人来讲，这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不过，对那些津津乐道中国模式如何伟大，骄狂之气不断增长、自夸“风景这边独好”的某些国人来讲，这个新闻倒不是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国人对未来发展之路进行新探讨的当下。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梦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近代以来饱受耻辱，中国人想重拾旧日的光荣和尊严，享有现代生活的美好，即合情理也很自然。一代代国人为此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也走过不堪回首的弯路。 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幻想靠闭门造车、群众动员在15年内达到超英的目标，其行动的荒谬和后果之惨痛尽人皆知。反而是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老老实实向赶超的对象学习，却在四十年后初达成效。其中的道理既简单又深刻，那就是现代经济是有其规律性的，拔苗助长，自闭虚狂绝对是无所助益。而回归常识，认真苦干，踏实借鉴，赶超的目标反而不是遥不可及。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做“超英赶美”之梦，近代以来，作为最先工业化的老牌英国以及后来居上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一直是各个不同时期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对象和参照。这其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国采取过不同的手段，甚至走火入魔，酿成巨大的灾难。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核心精华并与自己民族的状况相衔接、有效地汲取以往教训的国家最终才得以实现现代化，甚至成功地赶超。
巴西人口是中国的1/7，GDP 却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强，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两倍。今日赶超英国 ，成为世界第六经济体且将在本年超法成为第五，是巴二十年来不断改革，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的结果。尽管因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造成的如贫富和地区差距等问题仍有待花大力去解决，但在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运作下，国家与社会维系着有效的平衡，这些问题尤其是在鲁拉总统任内有明显的改善，并没有中国那样严重的社会紧张与对峙，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从这点看，巴西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
因急于赶超，国人习惯于从与赶超对象的距离上来测定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容易造成误区。从巴西的发展看，我们与赶超的对象相比、纵看的同时不能忘记与同样是赶超者的他人比，放大眼界作横观。
中国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让人高兴的。但正如巴西、印度等国的发展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巴西、印度文化之伟大，领导人的英明、发展模式的独特等等，中国人也不可自我陶醉于既有成就，执政集团更不该洋洋得意，把功劳全部揽为己有，那是全体国人共同奋斗努力的结果，是几代人牺牲积累成就的，是一个包括全球化等综合因素造就的结果；任何人的贡献都不该被抹杀，但也不应被夸大。对未来应有清醒的估计，还有许多关坎要过，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忙于即将超美的美景，沾沾自喜，妄自夸大，只会限制自己的视野甚至搞不好会沦为笑柄。——不要忘记，日本当年也曾被人认定要很快超美的。今日如何？
从二十 世纪初的“德国制造 ”带来的旋风，到三十年代苏俄的高速增长，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神话”“日本第一”对世界的冲击，以及八、九十年代亚洲新兴国家的“龙”腾“虎”跃，一些拉美国家曾有过的突飞进展，都曾在不同时期引起过与今天世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表达的类似的惊叹，也都曾被冠以“某某模式”大加礼赞。而曾几何时，由于根基不牢，结构失调，徒有增长数字之表，社会分配不公，对外依赖过重，危机瘁发，衰退停滞，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泡沫破灭，社会动荡，制度解体，有些就此一蹶不振……
“金融时报”著名经济评论家 Martin Wolf 在最近一篇谈论中国金融改革的文章中说“很少有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后不经历过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按他的看法，中国能否逃避这个规律还很难说，端看中国能否及时稳健地推动相应的改革。
这个看法是中肯的。依笔者的观察，很少有国家在高速增长后不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不进行过较大的调整而能最终迈上一个台阶，达成一个相对稳定且结构合理的经济状况的。用笔者几年来多次套用过的一个通俗中医术语来讲就是，在内里失调、虚火上升后，体内需要大“泻”一次，才能恢复正常。问题是，中国这场“泻”将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国人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世界将承受怎样的后果？中国经济能否就此经调整更上台阶或是从此跌落？……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个答案。
冷静面对与未雨绸缪
如果换些经济术语来讲就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尽，十到十五年内，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将逐渐浮现，中国在未成为一个富裕国家前就将不可逆转地进入老年化社会；从深层次上造成欧债危机和日本经济停滞的某些原因都可能逐一在中国出现，而中国却没有这些国家所具有的成熟的制度建制和公民社会。农业劳力低成本的状况，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rthur Lewis 的理论来说是保证投资和经济不断增加的条件，也将随都市化和经济增长逐渐消失。此外，核心技术产品的缺失，内需的不足，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风险，环境成本的加大，都使得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值得肯定的是中央政府终于开始从GDP主义的迷思中解脱出来，下调增长率指标为7.5%是个具体表现。不过地方政府能否跟进令人怀疑。此外，投资率也必将因此下降，而在投资大幅度削减而消费又无法快速上升的情况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便大增。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在评论巴西超英时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并且能够持续增长。” 如果这不是虚假的谦辞，而是真心的认定，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巴西会有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如果中国的精英和国民也都有这种心态看待超美，那么，中国的超美就不仅定会实现，而超不超美也就不那么重要。未来取决于今天，不管如何，一个踏实面对现实的态度总是保证我们能避免危机更上层楼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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