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媒体 | 权力至上——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邓小平, 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 傅高义, 大国崛起,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梁振英当特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香港政治现象：民望不高，政绩不清楚，又被指打压人权与言论自由，让人惧怕，却又让人期待的政治强人。我一直在想，「政治强人」四字套在梁振英身上是什么意思？除了他身后拖着长长的中共阴影（即所谓「地下党」身分）之外，应该还有什么的，是中国的薄熙来还是俄国的普京？

梁先生应该不会喜欢薄熙来或普京，邓小平则合他心意。竞选期间，何俊仁翻出梁说过的一段话。前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梁振英评论说，获奖的该是邓小平，因为，他的经济改革，让许多中国人脱贫，他的开放政策及外交，也协助终结曾剑拔弩张的冷战关系，走向和平。

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

不同演绎，类似观点，我们在不少对邓小平的评价中看到，也属大国崛起的强势论述的一部分，不单是中国人的家事，甚至获得全球唱 和，去年傅高义（Ezra Vogel）出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是为一例。我没有机会访问梁振英，但不妨读一下同样高度赞扬邓小平的近作，去分析一下这种强势意识形态。

傅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在书的前后已明言了，「还有哪位20世纪领袖比邓小平为那么多人改善生活做过更多？还有谁在20世纪对世界历史带来如此深远 及伟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不单是傅高义对邓的赞誉。未读此书之前，读过不少书介及评论，以为此书必定对邓的过去多作剪裁。可是，平心而论，这部900 多页的书，基本上没有遗漏多少邓小平的生平事舻及事业阶段，即使是不光采的过去与污点，包括1957年的「反右运动」整肃知识分子，以及1989年下令开 枪镇压北京学生，也有提及。傅的问题主要不是隐恶扬善，而是他的历史叙述与评价是分离的，让人看起来是不大相干的。全书予人感觉是，书的开首与结尾的赞词 一早已写好，然后再堆砌出中间的几百页历史部分（是否由研究助理代劳？），与结论连不上关系。

政治生涯曲折离奇

对一个人的评价，总是基于他／她的过去，傅却一反这种常识，做到了历史记忆与评价的分离。傅是一位喜欢为亚洲政权打气的洋学者，他写过《日本第一》，写过许多为中国经济改革打气的书，还编过了一本研究韩国军事独裁者朴正熙的书，然而，他的观点与位置也与不少香港建制派接近。身在香港与西方的人，抹去与审查历史近乎不可能，正如梁振英所说，市民对六四都「有共同经历，感受深刻」，可是，深刻的经历，并不干扰当下的认知与道德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空间安放伟大领袖与大国雄心。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曲折离奇，所下的决定以及他的命途，无论在内政或外交方面，存在众多历史争议空间，以至道德评价，可是，这些都似乎不是傅高义所感兴趣的。例如，1950年代，毛泽东派邓小平主持「反右运动」，涉及50多万的右派，书中竟然只有寥寥数语。邓小平曾获毛泽东如此重用，是否说明邓与毛的想法相当接近？在我看来，党不能容忍党外知识分子及民主党派的批评及独立声音，要扫除任何阻碍党建与领导的障碍，正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党性」。

傅的历史叙事几乎没有钻进任何值得探讨的党史问题，邓小平的「三上三落」恍如个人戏剧，因此，他竟然可以把邓小平出生1904年至1969年归为一 章，内有30年代相当短暂的一次下台与上台，后面的每一章，却不成比例地细致，有时几年光景，却又可以分成许多章，大概是为了突出伟大领袖的起跌。而且，在叙事中涉及邓小平的性格、党内位置、政治形势等等，却在粗疏叙事中轻易带过。不妨举一个例子，大跃进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傅指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把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大饥荒都推到毛泽东身上，成为后来1966年文革的 导火线，邓小平成为继刘之后第二号走资当权派及修正主义者被打倒。傅的说法不能说全错，却粗陋得很，毛病很多。七千人大会中，刘只是承认党有错误，却没有 推卸给毛，而且，还和应毛对彭德怀（最早批评大跃进的高层干部）的批判，诬陷他为「里通外国」。至于刘少奇与邓小平如何在1962年之后渐渐成为毛的敌 人，而邓又竟能保存性命，还有日后的重新上台机会，这说明了邓个人以至他在中共中的位置的特殊，却不是傅的关心所在。

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

傅的历史叙述最特别的地方，是对邓的政治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没有细致分析，只笼统地纳入他对邓的赞誉之中，梁振英实在可以考虑招揽傅教授当顾问。例如， 傅虽不至于认为，让八九年的学生成功争取自由民主，会令中国大乱。但他说，我们不知道后果如何，但却知道往后的20年，中国有稳定而又高速的经济发展。至于这是一种什么代价的发展，以及怎样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似乎都跟邓无关，更跟傅无关。

既然梁振英认为邓对和平有功，值得多提书中一点。就是傅对邓所发动的1979年中越战争，他称为「苏联─越南的威胁」（中国官方称之为「中越边境反击 战」），而且，他指出该场战争一方面打消了苏联结盟越南在东南亚围堵中国的企图，也为中美关系与冷战结束铺平了道路（代美国教训越南？）。这正是美国基辛 格（Henry Kissinger）的观点。可是，这观点正掩饰了邓小平在国际政治上的暴力与无理。

「毫不面红的奉承」

著名的欧美新左派知识分子及历史学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写了一篇精彩的书评，他批评此书为「毫不面红的奉承」（unabashed adulation）之作。我觉得书评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指出傅对邓小平在中越战争的残暴与无理视若无睹。一场只打了不足1个月的战争，动员了45万 军人（等于韩战的规模），却在一个异常狭小的地区中「反击」一个兵力弱小的国家。带来的是10万以上的平民丧生，以及双方加起来6万军人的阵亡。而且，整 场战争的其中一个因素，是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对杀人如麻的赤柬波尔布特政权多次的支援，延续了这个暴君的政治生命。事实上，要解决苏联的威胁，以至回应 所谓越南排华与越军占领南沙群岛，事后看来，战争是绝无必要。1982年，中越战争后不足3年，中苏关系便缓和了，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甚至到访中国， 而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

安德森耻笑傅的观点不纯是美国观点，还是「中美观点」（Sino-Americana），是中美当权者的强势视野。这种视野中，看不到邓小平的暴 力、党性、复杂的人格、政治位置与举动。可悲的是，这本不合格的邓小平传奇，正代表了一种有普遍性的权力至上的想法：只要掌控了权力，开出了太平盛世，便是伟大领袖。而上位者的权力观，隐含着庶民的犬儒：我不管他干了多少坏事，皆只属过去，只有你们这些自由派、民主派还念兹在兹，我只关心当下与未来的福祉，而掌握 了当下与未来的，当年是邓小平同志，今天是他的跟随者，我们的候任梁振英同志一定认为，他便是其中一位。

（刊于2012年4月2日《明报》论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