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只有当所有同胞都超越“部分公民权”而获得他们应得的“完备公民权”的时候,中国体验的忧伤才会消散,它的历史与社会意义才能够真正凸现。惟愿那个时点不会遥不可及,惟愿那个时点尽快到来。

  东西脏了,可用水洗;可水脏了,该用什么来洗?人吸进的是氧气,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可吸进的是超量的PM2.5,肺和人体又该如何?

  绝对贫困线调整后,中国约有1.3亿人仍处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境况中。那条线的标准,不过是今天有人每顿豪饮一瓶茅台酒的市场零售价!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全体同胞的艰苦努力,路爱国发现中国终于从“文革”期间的疯狂,转型为一个相对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但纵横方面的任何比较可见,这片土地现今的景观,和这片土地上的同胞今天的处境,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夸耀的成就。生态资源已经不可逆转的恶化,而两极分化也在分裂整个共和国。

  反思或检讨 30 年来的巨大变迁,盲目的乐观者触摸到的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冷静的中立者看到的是相对正常的“中国经验”,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挫折;而我们所感受的则是“中国体验”,包括激情与进步,但也有忧伤和怨恨的中国体验。

  国家经济总量 30 多年来以两位数的速度在持续累积,国家财富和资源动员能力稳步上升。正如美国 《时代周刊》 2009 年度英雄致辞:是中国劳工群体用他们的坚韧和勤劳支撑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巨额增长的财富分配格局,成就了小部分“先富起来”的权贵,同时固化了包括赤贫者在内的庞大的底层群体。

  在社会位置的金字塔结构中,陆学艺的团队发现仍有近一半的同胞在为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而苦斗。绝大份额的财富、资源和机会,都以出生地为尺度被不均衡的分配。“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横行霸道,叫嚣着这种不均衡分配已经定型;而“穷二代”的愤怒和怨恨,则在不断地消弭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处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向往和信心。人的处境的分化和差别,存在于任何社会中。但这样的现实所反映的,又是怎样一种“公平合理”的分化和差别?不劳而获之于刻苦劳作,奢靡嚣张之于卑微挣扎,一条鸿沟,隔离了少数权贵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然而对后者而言,他们终其一生辛劳,但除了温饱,为什么从来没有富裕过?

  统计学意义上,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13亿多鲜活的生命。但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生命,只是“半人”(semi-man)!他们因为出生的地理位置,就被剥夺了“全人” (the full man) 的身份、权益和保障。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至今少有改观的迹象,并且已经在他们的子女身上持续传递或再生产。这就是乡村居民包括流动到城市的乡村居民的处境。

  流动到城市的乡村居民,他们有的已经在城市安家,但还是被称为“流动民工”。他们就是中国新工人阶级。

  孙立平指出,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处在三重逻辑的网络中,成为对抗权力和资本的挤压,保卫和培育自主社会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力量。其一,工业化过程和工业化逻辑,意味着国家在快速积累资本,盘剥工人权益。“血汗工厂”制度,成为典型的工厂体制。其二,转型过程和转型逻辑,使大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变成流动的新工人阶级。其三,全球化过程和全球化逻辑,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或者说中国正在形成西方国家正在逐渐消失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新产业工人群体。

  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涌现,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难题和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配偶、留守老人和新生代农民工;和这些问题同等严重的是,他们艰难的城市社会生态适应难题。依照伯利 (Berry) 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式(acculturation mode)l,他们很少有人实现整合和同化,更多的处于分离境地,少数彻底被边缘化。

  成为特定政治体的合法成员获得公民资格,主要有三种原则:出生地原则、血统原则 (依从于其父母的公民资格) 和归化原则 (naturalization)。中国公民权的获得,主要是血统原则。

  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获得公民资格(citizenship)、享受公民权利、建构公民认同 (citizenidentity) 并培育公民德行 (citizen virtue) 的过程。公民资格的获得,和公民权密切相伴,其背后有不停息的斗争和话语实践,以追求承认、平等和平权。在马歇尔三位一体公民权 (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的基础上,雅诺斯基和格兰在《公民权研究手册》 中细致勾画了当代公民权的范围/维度: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每个类别之下,还有更详尽的亚范畴。

  这片土地上的同胞,逻辑上都是共和国政治体中的平等成员,他们都具有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尊严、自由和权益。他们也应该拥有平等的完备公民权。但就中国今天的情形而言,我们发现公民权这种群体资格呈现出梯度特征,即非公民权 (no citizenship) —部分公民权 (partialcitizenship) —完备公民权 (full citizenship)。其缘由关涉承认政治学。

  泰勒指出,在以性别、族群、宗教甚至出生地来对人群进行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被优势群体污名标定,其特异性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排斥。这是有意的错误承认 (misrecognition) 或不承认 (nonrecognition) 的过程。而承认政治就是在建构“本真性”(authenticity) 基础上的认同努力。

  本真性,在微观层面上,它首先指每个个体坦诚地面对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真实的呼唤;作为有平等尊严的独特个体,他以自身的方式而不是模仿的方式成长为人。而在宏观层面上,它意味着在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基础上的公民德行,即热爱和照顾政治共同体中的同胞。

  依霍耐特所言,自我的圆满,依靠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或者说,成功的自我发展预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的形式。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

  转型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就是培育全体国民的“宪政爱国主义”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情操,以超越和统合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出生地等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差异。但国家认同的建构,对国家的忠诚和献身,应以完备公民权作为起点。

  只有当所有同胞都超越“部分公民权”而获得他们应得的“完备公民权”的时候,中国体验的忧伤才会消散,它的历史与社会意义才能够真正凸现。惟愿那个时点不会遥不可及,惟愿那个时点尽快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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