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悼华莱士

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悼华莱士

胡泳

迈克·华莱士的传奇故事世人皆知，但人们多半不知道他的另外一面。比如他儿子彼得去世给他的巨大打击，以及长期困扰他的抑郁症。

彼得是华莱士的第一个儿子，19岁时死于希腊的一次登山事故。在寻找儿子的下落的旅程中，巨大的悲痛让华莱士下了一个决心，“我要做些让彼得为我感到自豪的事情”。

他决定只做严肃新闻，加入CBS，成为特别记者。由此开启了他日后成为无数新闻人的角色榜样的道路，一路自我奋斗，无情地告诉权力以真相，在其他人无法发现的地方发现真相。

这种个人的选择与时代暗合。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调查性报道进入一个革命性时刻——这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遗产，水门事件，以及调查性记者对中央情报局、军方和国会的渎职和掩饰的揭露，到处都成为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扒粪”成为令人尊敬的事业。华莱士正处于这场调查风暴的中间，CBS的制片人唐·休伊特创造了电视新闻杂志《60分钟》，为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提供了极佳的平台。到70年代后期，《60分钟》成为周日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并连续五年保持第一位置，连续二十三年跻身十大最受欢迎节目。

在这个过程中，华莱士帮助形塑了电视新闻杂志的样式，证明了电视新闻可以挣大钱。他在电视镜头前整整工作了65年，直至演变成20世纪电视新闻的化身。他对电视新闻的贡献，或许仅仅逊于默罗。

华莱士发明了一种咄咄逼人的电视调查方法，以在镜头前直接对阵享有令名或恶名的人物而著称，堪为电视上的“大审判官”。没错，华莱士不仅仅在采访谈话对象，很多时候是在审问他们。他的问话方式类似于律师在法庭上的“交叉盘问”。

新闻行业有一个古老的座右铭“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华莱士对此身体力行。他总是秉持一种刺耳的、然而你不得不听的声音。20世纪的大人物们明知华莱士是个毫不“和谐”的采访者，他们中却很少有人禁得住为他所虐的诱惑。在《惊爆内幕》（The Insider）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有关《60分钟》烟草公司调查的电影中，饰演华莱士的演员有一段滔滔不绝的自白，其中说道：“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你会想：人们最后会如何看待我呢？我走过这条路，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影响。我遭遇了阿亚图拉、马尔科姆·艾克斯、马丁·路德·金、萨达姆、萨达特，等等等等，我给世人看谁是穿着正装的贼。”

的确，有谁会教育俄罗斯总统普京什么是腐败？又会教育阿拉法特什么是暴力？1979年，当伊朗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同意坐在对面的时候，华莱士直言不讳地挑衅：“原谅我，埃及总统萨达特称你为疯子。”翻译支吾其辞，霍梅尼平静地回答：“萨达特是一个异教徒。”

“原谅我”是华莱士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就好像犯人临刑前的小小安抚。他在《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中说道：“一听到这个词，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就要接踵而来了。”在怀揣秘密的新闻人物那里，英语中最令人恐怖的4个单词就是 “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华莱士无情地打击采访对象。他的“武器”有很多：采访前深入细致的研究；出其不意地问令采访对象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问题；充满质疑地说“你就说实话吧”。华莱士的同事哈里·瑞金纳说：“迈克有一招胜过所有人：在天使般的微笑过后，他会把问题直摔倒你的脸上来。”这些都是上好的电视：你不是在看正襟危坐的访谈，更像目睹一场新闻“狙击战”。

此外，华莱士也是电视暗访的倡导者，1976年，为了揭露美国的医疗补助欺诈，《60分钟》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假诊所。这样用欺骗性采访来揭露欺骗是正当的吗？华莱士坚持认为，偷拍和埋伏访谈都是游戏的一部分，虽然后来由于这些招数已成电视滥调，他自己完全放弃了它们。

可以说，没有华莱士，就没有电视上的调查性报道。华莱士有自己的新闻哲学：“在一个可能的最好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体面的，然而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运行。记者的名声所在，端赖翻开那块石头，看看下面隐藏何物。”在他退休以后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华莱士说他愿意在自己的墓志铭上，镌刻这么几个字：“强硬，然而公正。”

这种坚硬的工作方式也让华莱士付出了代价。《纽约时报》的讣告中讲到一件往事：1982年，CBS因制作《不作数的敌人：越南骗局》的战争记录片，被1964-1968年越战期间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将军告上法院，索赔1.2亿美元，最后庭外和解。

在诉讼过程中，华莱士精神崩溃了。他害怕对方的律师在法庭上用他在电视上采用的相同手段来对付他。“我站在审判席上，面对着陪审团，手哆嗦着，渴望喝水，想象着陪审团在想，‘这个混蛋彻头彻尾地有罪’。”他为此尝试自杀。此后，华莱士进行了数次抑郁症的心理和药物治疗。

在《惊爆内幕》中有一个镜头，华莱士坐在一家高档餐厅中，对烟草公司告密者的内心恐惧报以贵族式的嗤之以鼻。“这都是些什么人哪？”节目制片人反问他说：“他们是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平常人。你希望见到什么呢？优雅和始终如一？”

华莱士堪称非同寻常的环境下的非常人士。即使如此，他也得设法克服自己内心的黑暗。他的信念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圣的。在这方面，整个20世纪，我以为，只有一个记者可以和他媲美，而且是位女性：法拉奇。他们都擅长穿越表层，直击核心。

1985年，法拉奇和华莱士在《60分钟》有过一次对谈。华莱士问法拉奇：“你觉得记者有权力吗？”法拉奇：“没有。记者如狗，只是吠，没人听。”华莱士：“那么你是一位娱乐人士吗？”法拉奇：“不，我是一位历史学家。”

华莱士完全不同意记者是历史学家的说法。因为新闻过于即刻了，无法成为准确的快照。不错，新闻能保存记录，但这些记录必须放在上下文中来读。在事件和媒体几乎同步运行的21世纪，历史也变成了即刻的，然而，要想真正读懂历史，我们还是要像华莱士所说的那样，坐下来仔细观察。华莱士了解，不论他在某一刻揭示了什么，下边总还有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