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３月１８日登了篇文章，《凭什么双语座尽出聪明人》（Why Bilinguals Are Smarter）。然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浪”微博在网上发问（《纽约时报》文章的标题译法与农家不同）：
“你同意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观点吗？《论双语的优势》，作者说，与使用一种语言的情况相比较，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使用两种语言有实际的明显优势。但近年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证明，双语的优势甚至比能够与范围更广的人交谈更有根本的意义。有双语能力可让你更聪明。”
因着微博的传播优势，不少同学注意到了这一“双语优势”。俺也加了条评论：I have said that for years，后面还配了个大笑脸∶）。这正是笨笨老农的切身体会啊！——要想显得聪明，一条虽然不轻松却保证有成效的装扮之道，就是学外语。
克林顿总统在位时的美国反恐总监理查德·克拉克在回忆录里说，伊朗１９７９年衣似蓝革命之后，开始插手中东巴以争端。他发现伊朗情报人员比阿拉伯国家的难对付多了。克拉克猜测，这是因为伊朗有一个更悠久的文明。老农相信这是原因之一；不过，俺猜测的主要原因，还是伊朗人为三语人。被推翻的巴列维王朝，像满清一样，是个外来政权，宫廷里讲突厥语。而他们又是穆司令，所以革命之前，不少伊朗人政治上和军事上讲突厥语；宗教上和法律上讲阿拉伯语；生活上和文学艺术上讲波斯语。身为三语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比单语的美国人和阿拉伯人更精明。
多语人比较聪明（注意，这不等于说他们智商高），已有不少调查证明。马来西亚曾有统计，发现双语学校的学生成绩较好。最近欧盟也有个研究，肯定多语人能力较强，脑筋比较灵活，善于学习，比较有沟通技巧。加拿大还有报告说双语人老年痴呆相对少。注意，多语对大脑的影响是全面的，两瓣都普及。不但负责计算的左脑会更灵活，处理情绪的右脑也会更敏感。
调查和研究给出的都是统计数字，比较枯燥。更有趣的是ＷＨＹ？各门各派对此有不少假设和说法。《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解释是双语座讲话时，即使只讲一语，另一语的机制其实也开着。大脑的指挥中心经常要在两语间切换。这和指挥中心平时处理各类问题时要做的各种切换类似。单语人指挥中心受的是常规训练；双语座受的却是强化训练。久而久之，双语座就显出优势来了。这个解释偏重生理一面，作为补充，不妨加个雅称语言学、俗称大白话的农家猜想。
语言学家发现，儿童学习语言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内在的次序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复杂的话语分类排序系统，英语所谓的 the order of things，农家暂且译作“类序”。当我们用语言思考时，我们每个人都按着自己脑海里的类序，依类顺序而行。打个比方，假设汉语类序如经线，划出竖向长条。如果你还懂英语，那么英语的类序就如纬线，划出横向长条。这两种类序相结合的总类序，就是经纬线划出的小格子，比单纯的汉语类序和单纯的英语类序都要细致得多。如果考虑问题时看到的细节比别人多，分析得比别人精密，外在表现就是比较聪明。
举个实例。俺在某报发过一篇伟光正农文，《问路的折腾》。编辑后来多次讲：这篇文章不该发的，太绕了，读者看不懂。这篇农家东东谈什么呢？有个在地铁值勤的警差，向一家北京报纸反映，说他发现国人喜欢问路；而洋人往往先看地图，自己解决问题。在大红朝，敢说国人不及洋人，那还了得？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都跳起来了！第二天，京报登了一位女士的回应，猜想编辑从来信中挑了封言词温和的。女士说不能怪国人，她自己就有亲身经验，因为道路改造翻修，怎么都找不到地址，只能向人问路。两封读者来信，读得老农莫名其妙，于是有三点议论。
（１） 警差的“问路”和女士的“问路”不是一回事，不管警差讲得对不对，两者都不构成互相辩驳。
（２） 警差所讲的地铁站里的“问路”，通常是问去某处坐几号线，是问大致方向，这是地图可以解决的。而女士的“问路”，是问某个门牌号码到底在哪里，这是地图不能解决的，确实要问人，因为地图通常不会详细到标出门牌号码。虽然都叫“问路”，两人讲的却不是同一件事。
（３） 如果俺替那位女士写这封信，老农首先要说：地铁里的问路，大概可以看着地图自己解决，这一点警差说得对；但是，生活中还有另一种问路，靠地图是不能解决的。俺首先要讲清楚，本人下面谈的“问路”，具体细节是不同的。如果要为国人挣个脸，最后可以说：或许，正因为在地面上找地址找出了太多的挫折感，才使得国人在地铁站里也倾向于首先问路了（但不是我们中国人懒）。
老农自己觉得上面三点议论写得很清楚，但许多读者显然不同意。试看一例来信。
“或许我的阅读水平有问题吧，吴澧的这篇文章我看了几遍，脑子里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最后的几句更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这里略去引用的农文。〕
“这个在美国的吴先生……有时读他们的文字，不知不觉间心里就有了一种拿不上台面的怪感觉，那就是他们可能是编辑们的亲戚或者是对编辑行了贿？因为一个如我一样普通的读者假如写篇这样的稿子投送去，估计编辑还没看几行就已经点击了‘删除’键。”
发俺文章的那家报纸，读者主要是干部和学校师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肯定比一个打猪草老农智商更高也更有文化。那么为什么俺一看就觉得很明白的道理，他们会觉得太绕？老农猜想，这或许就是单语人和双语座的区别了。在汉语类序里，警差和女士谈的都叫“问路”；但在英语里，汉语“问路”这一经向长条，在纬向被横着切成几块：警差来信讲的“去×××怎么坐车”，英语是 ask for direction；女士来信讲的“一手握着地图、一手拿着写有目的地的纸条，满头大汗地向我询问”，英语通常称作 ask the whereabouts。两者在英语里有粗细之分。至于“问路”的直译 ask for the way，更多地用在比喻中，比如宗教里寻找上帝的指引。单语人见到水天一色的“问路”，双语座却发现其间有光线明暗和层次厚薄。
现在的重阳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不折腾，警察和女士的对驳，到此为止了。如果大气候不同，比如某人篡党夺权竟然成功，全国“唱红打黑”大折腾，这位警察会不会倒霉？他在那封来信中说：他最佩服的是来北京旅游时在地铁站教女儿识地图的“一个白人爸爸”。《环球时报》登几封狂吼乱叫的读者来信再加个煽动性按语，大学生会不会立马冲到街上，高呼“五四革命精神万岁”，赶去警差家里烧房子？
文革中的许多批斗大会，就是这样开起来的。如果国人都能通过学习外语而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就不容易被主旋律媒体所煽动。原来，学点外语，不但对自己好，还大大有助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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