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幸从读者中收集到五个问题，向巴内特提问。谢谢各位关注我们这次汇问的读者，也感谢罗比。下面是读者的问题和巴内特教授的答复：
如果你指的是目前在北京的中国官方班禅大师，他的地位和称号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面子”问题，因为他们选择并认定了他。这尤其复杂，可能会令人尴尬，因为他们使用了强权。阿嘉仁波切在他逃离中国之前曾经深深地卷入这些事件，根据阿嘉仁波切自传中的描述，他们可能还用了点欺骗。 英文，中文介绍 达赖喇嘛选定的灵童被大多数藏人接受，1995年被迫”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双方一次严重的事件，如你所言，我们认为一般来说，中国会试图强迫藏人接受目前的安排。
这个问题是否困难取决于中方，因为对于藏人来说，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在西藏文化中，某个喇嘛常常可以有多个转世。在这些情形中，藏族传统上有些解决方法，例如，给两位灵童不同的称号。在一些例子中，他们可以说，一位活佛可以转世为”心”和”意”两个化身。或者，他们可以允许另一位转世灵童继续传法给他自己的信徒，而无需政府干预。这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情况类似 —— 在20世纪30年代，拉萨有另外一名灵童，中国希望认定他们自己的灵童。在1951年和北京的谈判中，西藏政府被迫接受北京的灵童，但是拉萨的灵童被认为是”候补班禅（Panchen Outrul)”，直到今日，他还有很多学生，也受到尊重（他现在居住在爱尔兰。http://www.jampaling.org/rinpoche.html）
按照藏族习俗，解决转世问题的困难部分在于哪位灵童被认定拥有”拉让”，前一代喇嘛的个人资产。在班禅大师的例子中，他的主寺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因此，这可能需要两方来讨论和解决。但是这更可能是个实践的问题。类似的，双方将讨论中国的班禅大师是否会在新的西藏政府拥有官方职位。如果中方坚持他们的班禅喇嘛必须在政协继续其职位，藏人应该不会反对；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是个花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是在西藏历史上，没什么规则或习俗说班禅大师必须在西藏政府中担任显赫政治职位。事实上，我没听说过班禅大师在西藏有什么政府或国家职位，直到1951年，毛泽东创造性地重建了西藏政府制度，坚持班禅大师担任政治职位。国民党曾经试图辩称，班禅大师在西藏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角色，1950年之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这只是中国对西藏政治的干涉，与西藏实际情况无关。
在这一事件中，藏人一方肯定会坚持失踪的班禅大师，由达赖喇嘛认定并得到多数人认可的那位，被认定为高级喇嘛，只要他自己不反对，也许拥有一个稍微不同的称号。如果双方想解决班禅大师的争议，他们可以为两位转世找到合适的宗教称呼。这样双方都有面子，相应的，藏人可能会同意中国一方给他们的班禅大师稍高的官方地位，也许有个修改的名号。
所以，这和其他的中国-西藏问题一样：如果双方真的有政治意愿，他们能够找到方法，轻松解决。但是这儿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的角度和习俗的角度不同。中国政府倾向于按照严格的法律框架讨论藏族宗教、风俗和政治。这一角度不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支持，因为实际上，这些系统高度灵活、可谈判且可变。因此，中国说，活佛转世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决定，而藏人用一些佛教仪式和模糊的传统风俗，这样在幕后更容易适应不同情况。这是双方冲突的重要缘由之一。如果你要为这些争端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你需要检视历史、宗教和习惯，用风俗来治理而不是严格的法律，这样你相对容易找到妥协方案。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需要提醒中国政府，这些事情并不总是决定于政府或政客们。在有关喇嘛转世的争端中，公众观点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法律法规在这些争端中没什么用。过去，直到现在，西藏政府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这些事情，它无法强迫人民相信他们不同意的事情。它也不得不考虑舆论。西藏有关转世的纠纷大多如此。在班禅转世这件事上，如你所知，大多数藏人看起来只接受达赖喇嘛认定的班禅转世。但是大多数也认为，中国的班禅转世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喇嘛的转世。因此，他们仍然自动地尊重他，可能接受一个妥协方案，例如调整他的名号。
b) 附带请教，您认为达赖转世选出的最好方式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指，如果新达赖完全没有中国政府的认可，可能连现在的谈判都无法进行了，毕竟中国一直说谈的是达赖的私人问题）
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一定会给中藏双方带来复杂的斗争，除非在现世达赖喇嘛过世之前就有某种协议，中国政府和境内藏人之间也不得安宁。中国说，只有它才能选择并认定达赖喇嘛转世（2007年，中国通过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中国日报的英文报道。）；但是达赖喇嘛说，决定如何寻访他的转世，这是他个人的职责（达赖喇嘛的正式声明：英文版，中文版），他的论点是基于风俗和传统。如果中国坚持法律的方式，它将不得不使用武力，他无法得到藏人的普遍支持：在宗教事务上，人们遵从习俗，听取他们的佛教上师的建议，而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大多数文化都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无法劝说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为其雇佣的非基督教女性支付医疗保险。因此，除非达成协议，达赖喇嘛的转世会造成严重的纠纷—— 会出现两位15世达赖喇嘛，就像现在有两位班禅大师一样。
谈判的问题则有些不同。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总是很强硬，但是他们私底下不一定相信。如果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或者对中国有帮助，他们会改变。因此，他们说他们仅讨论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问题，但是有时他们也和藏人代表讨论西藏自治的事情；他们只是说，他们不会这样做。类似的，未来，他们也许说他们只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问题，但是我想，实践中，他们也会想讨论噶玛巴的个人前途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想继续谈判，他们会找到办法。例如，甚至在下一世达赖喇嘛长大之前，他们会与他的代表洽谈。所以，达赖喇嘛过世后，如果谈判继续，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也不是很可能。实际情况下，一旦达赖喇嘛过世，和流亡藏人的谈判可能就没了，或者没什么用，除非噶玛巴成为主要角色。
但是我们得记住，流亡藏人可能不会总是和中国谈判或争端的主要参与方；他们现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达赖喇嘛和噶玛巴。人们总是忘记，流亡藏人政治只是整体藏人政治的一小部分。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政治挑战来自于西藏境内，如果有没有流亡藏人，他们都存在。实际上，如果达赖喇嘛过世，他们可能会更强硬；可能是因为达赖喇嘛对西藏境内的政治有些缓和作用，但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知道。现在没人有达赖喇嘛那样的魅力和支持度，但是，一旦他过世，西藏境内可能出现新的领导者。比起流亡藏人，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多，他们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大不一样的挑战。一旦如此，政府将会碰到和内地不一样的挑战，情况大不相同，因为内地的人们并不团结。
2. 我很关心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其实也包括新疆）未来的关系，在中国，很多人相信，中国民主之日，也就是藏疆独立之时，不知您怎么看民主化与民族国家之维持统一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和活动分子有着不同的观点。首先，我们应考虑有意义的自治，而不是独立。一些评价家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会创建一个制度，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会在中国内部得到某种自治，允许他们心安理得地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观点。其他一些人赞同严加其在1993年提出的联邦制度（中文报道、英文），08宪章提出的也较类似。但是其他一些人辩称即使在民主制度中，强烈的民族主义 —— 特别是对于国家领土和民族优越性的强烈感情 —— 仍然存在。他们认为，即使在民主转型之后，汉族人也不愿接受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的有意义的自治。因此，我们也不能想当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有赖于政治领袖、民间社会和其他人一起教育民众，推广有关自治、民族历史、平权等思想。
如果民主中国无法为这些族群提供有效的自治，他们也许仍然会寻求独立。谈到独立，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接受其领土内的族群的独立也很不寻常。因此，这在民主中国也不大会发生，除非中国非常进步，思想开放。国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 —— 英国允许苏格兰独立公决，加拿大1980年和1985年允许魁北克居民两次公决。当然，在20世纪中期，欧洲强权允许其大多数”蓝水”殖民地独立。但是美国没有对夏威夷、波多黎各或阿拉斯加如此行事。对于民主大国，除非发生武力冲突，允许他们控制的邻近地区独立，这相当不寻常。
3. 对于自焚频繁发生，汉人的普遍性冷漠和强权的残酷镇压；个人与社会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大概地讲，我们可以把对政治动乱的反应分为两类：”外部”论和”内部”论。”外部”论认为，动乱是由外部挑起的，某种针对国家的阴谋或者反对某个主要族群。其反应是镇压间谍、敌人、叛徒，封锁从外部势力送进来的信息，如果它找不到，国家可能会自己发明一些。”内部”论认为动乱是内部，局部对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满造成，它的反应是对这些关切进行研究，找到其源头，如果必要，修正这些政策。某些动乱可能同时有内部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只会在内部因素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才能起作用——换而言之，如果人民相信政府聆听他们的关切，反政府运动不会有什么效果。因此我认为，只有”内部”论值得追随。这意味着，我们都应该关注那些自焚的人们，他们的关切为何，解决他们试图提出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我似乎认为，自焚是一些藏人给政府和社会送出的紧急信息，他们的社区对现状有着及其严重的关切。我认为，这些藏人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的社区正面临着来自国家的极端压力，因为在中国社会，至少对于藏人而言，他们几乎无法送出批评政府的信息。我认为，自焚者有意识地试图避免大规模示威，因为这往往导致暴力和伤害。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应该抓住这一机会鼓励中国学者、非政府组织、记者和知识分子，紧急对每个受到影响的社区展开研究，研究他们为什么不满，在这些事件背后有什么缘由，就像2008年西藏骚乱之后公盟所做的研究报告那样。
要进行这样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得到每个地区的藏人的帮助。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真诚和尊重，随着时间赢得藏人的信任；你不能仅仅进到藏区，期望人们告诉你他们真正在想什么，如果不知道一些背景，一个人也不会完全理解人们说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要先做好准备，广泛阅读，认真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和藏族社会看重的汉族和藏族专家交谈——不仅仅是那些在官方媒体上出现的专家。他/她必须保证保护地方信息来源，尊重他们的安全，不透露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是，在目前中国新的、动态的社会媒体环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社会应该扮演极其建设性的角色，帮助政府、媒体等理解，在发生自焚事件的藏族社区，他们担忧什么。
过去20年左右，藏族民族主义在中国急剧增长。一些人说，这是因为流亡藏人、西方支持者和藏语广播电台的活动，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角色相对而言较小：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民族主义仍然会传播，因为在藏人中间，民族情绪的主要制造者是中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异常具有挑衅性，特别是在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之后，政府开始攻击一些文化和宗教价值 —— 此前，中国政府很少批评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角色，也不强迫藏人公开谴责他。所以这告诉我们，寻求独立是中国政策的反映。如果政策负责、有效，造福当地人民，这些人不会想着要独立。
如果中国的西藏政策改善，对独立的要求就会消失。如果政策持续恶化，达赖喇嘛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就过世，未来二三十年可能会在西藏形成大的危机，甚至某种程度的内战。也有可能因为水资源和边界冲突与印度开战，这并非不可能。这种发展很可怕，会有很多人丧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藏可能独立，但是甚至这样也非常不可能。如果这的确发生——尽管不太可能——共产党会完全失去可信度和权力。但是这可能不会带来一个民主中国。自布什时代以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下，美国干了很多蠢事，伤害了民主制度的可信度，我们不确信，未来民主制度是否仍然是政府管制的首选模型。因此，这儿有很多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有人想等着西藏独立，然后开始中国民主运动，他/她可能要等很长时间，会对结局感到失望。没有人希望战争。
考虑这个问题有个更有建设性、更微妙的方式。让我们此刻忘记这些后果，不管是独立还是有意义的自治——乌托邦的结局常常导致梦想、纠纷和冲突。在本例中，更有用的事情是，让中国人民讨论目前的局势，他们与境内藏人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如何描述当前汉族和藏族，或者其他民族的关系？他们是社会主义吗？他们平等吗？他们是否包括文化共存？如果进行发展，谁受益？是否有多种现代化模式？目前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吗？对这些问题的严肃讨论可以转化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此时此刻，像汪晖这样的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在讨论西藏被西方文化代表，但是如果一位严肃的英国学者，不要说左派，按照美国文化的幻想和兴奋讨论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局势，这不可思议。人们只会嘲笑他。一个人应该对历史和当前关系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后殖民主义试图做的事，尤其有助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因为这主要是文化分析。因此，对于希望看到中国民主化的人们，他们应该鼓励在中国进行严肃讨论，讨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类自我反省可以鼓励民主变化，比争取独立要有效得多。
到目前为止，没有这种迹象。我认为，如果有什么外界操纵的迹象，中国政府早就告诉我们了。到目前为止，他们提供的唯一严肃的证据是，在某次自焚三天前，四川阿坝有人把僧人的照片传送到印度（他因此被判刑）。但是这并未表明存在外部煽动。这仅仅表示，自焚者希望外部世界，最少他在印度的同伴，知道他的行为。这并不奇怪。自焚的人们希望他人知道他们的行动；这是他们自焚的目的。
如果某位流亡藏人发送指令到西藏境内的人，告诉他们何时抗议，或者进行自焚，我看这不大可能，除非境内藏人对中国政府有强烈不满，这种指令不会生效。几个人说过，如果达赖喇嘛教导人们自焚（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同意这种抗议形式），会有成百上千的自焚抗议。
外部因素可能会有些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气氛，这些气氛让境内藏人感觉，这些抗议是有效的。流亡藏人认为自焚者是英雄，为他们举行祈祷，仅此而已。但是这并不令人惊奇，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们会被视为冷酷无情。用藏语广播的外国电台，像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也发挥了重要角色，因为他们报道了藏人和全球人士抗议的新闻，给予他们的自焚文化价值和重要性。这构成了对自焚的一般影响，但是这与煽动或操纵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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