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 文化大革命问题非辩论清楚不可

      上次聚会，深有感触。随后，我发表关于“文化革命”的博客，没想到有人声称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更感到有些问题是非辩论明白不可了。
       这里问题在于：文化革命究竟有什么好（先把它的罪过放在一边）？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假定它是要解决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
       凡过来人可能都知道，文化革命以前，中国社会矛盾已极为深化，包括党内，包括高层。
       上大学前我曾经问一位老干部：为什么大家要分成几派，互斗不已（被人利用）？
       在她（山西大名鼎鼎的刘阿姨）看来，这是一个傻问题！
       文化革命以前，华北局就有若干“反党集团”。
       地方上几乎每一单位，都因长久的矛盾而分为两派（一派行政首脑，一派党委书记为首……）。
       这跟北京的学生“造反”，出于某种理念，看来就大不一样。
       1966年上一次文化革命开始，我正是“太平军”、“义和团”（如李秀成等）一干人众的年龄。先参加过“老红卫兵”，后参加过“造反派”。如果有机会问问这些过来人，就会知晓，他们不久就逐一觉醒，开始反对“中央文革”（许多人觉醒于林彪事件，那已是后知后觉；当然也有更傻的）……
       文化革命曾有过一个“预演”（姑妄言之），这就是57年发动的“鸣放”，但它失败了，因为那些知识分子不大听话，反而攻击起党来。到66年，只有了一个声音，于是文化革命就可以放手展开了。你以为……？
       不过，也有一个“异类”杨小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读读他的口述吧），他主张有“第二个文化革命”，有“革命群众”自己的目标，其结果又怎样呢？他成了专政对象……（很久以后他出国读书，成了一名经济学院士）。
       听到我的说法后，博客上居然有读者说，我知道“无产阶级”通过文化革命是得不到什么的（“无产阶级得到的是打砸抢烧杀的特权，虽然这种特权过后自己仍然一无所有~~~这就是所谓的大公无私，或者叫损人不利己也行”），但还是要泄泄愤……
       所以我认为：对文化革命这样的问题，非辩论清楚不可！
       在这一次文革中，根本就没有搞“大民主”，即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说明它跟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方式并不一样（一模一样倒奇怪了），这是一个“灰溜溜”“黑乎乎”的文化革命（其打击对象强半不能公开；据《华尔街日报》说，重庆的打黑运动导致5700多人被捕，2009年以来有110亿美元的资金被收缴）。
       为什么这次不敢搞大民主呢？这个问题我就留在这里，留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