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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 贺军：华西村：“异质基层政权”的典型？

进入专题： 华西村 异质基层政权    ● 陈功   贺军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中国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没有发展，那么中国的发展将是严重残缺的。中国的农村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这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命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农村，历史肯定了联产承包制对焕发农村生产力有巨大的作用。不过，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的农村发展典型，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都是如此。这些典型村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依然存在并受到追捧，并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这些典型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吗？能否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本文以华西村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探讨。
    
    华西村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神话”
    
    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华西村的确创造了神话。
    华西1961年建村时，是一个只有千余农民、0.96平方公里的江南小村。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吴仁宝顶住“不务正业，破坏以粮为纲”、“唯生产力论”的帽子，把农业的内部积累投入工业，偷偷办起了粮食饲料加工厂。1963年后，又办起了废纺站、铁匠店。1969年，他们创办了小五金厂。其后，又创办了板网厂、塑纺厂等。1994年组建的华西集团公司，下属八大公司。在2005年度公布的“中国企业500强”中，名列第94位；在“中国制造企业500强”中，名列第41位；在“中国综合类制造业”中，名列第5位。
    据公开资料，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而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却达到12.26万元，是全国农民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2006年全村实现销售超300亿，2007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450亿元，人均资产过百万，人均收入8万元，2010年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2000万元之间。华西村村民都有令外人羡慕不已的华西村别墅、汽车。
    富有的华西村近年又不断有让人惊叹之举。如投资30亿元建成328米高的中国第八高楼；花费9000万元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又花1000多万元修建了停机坪，推出“空中看华西”项目，眼下还准备自办航空公司；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更是投资3亿元在会所里摆放了一只1吨重的金牛。2011年10月11日，华西村被报道再现万里长城和天安门城楼，甚至包括美国的国会大厦。2009年，华西村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村，华西村创造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随着经济规模扩大，从2001年6月以来，原来只有不到1平方公里的华西村开始兼并周边村庄，还通过“一分五统”方式，并入周边20个村共同发展，组建了一个面积超35平方公里，人口超3.5万人的大华西村（包括外来员工，总共有5万多人），号称“大华西”。华西村还在宁夏和黑龙江开垦荒地10000余亩。
    经江阴市政府批准，华西村最近正式更名为“华西新市村”。长期管理华西村的老党委书记、华西村的实际领导人吴仁宝总结华西村的发展是“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
    华西村在中国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经济上富裕，其特别之处是坚持集体所有制，而没有采用中国农村普遍采用的个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一直靠“一分五统”的方式来实行治理与兼并。所谓“一分”，就是村与企业要分开；“五统”，一是经济由华西统一管理，二是劳动力在同一条件下统一安排，三是福利由华西统一发放，四是村庄由华西统一规划建设，五是华西村党委统一领导。在中国普遍存在较大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华西村“共同富裕”的方式受到不少政治上的肯定。
    
    华西村在中国获得了众多的政治光环
    
    华西村的发展方式得到过不少中国前任及现任领导人的肯定，这使得华西村得到了特殊的政治资源。据称，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袁宝华，在一次谈话中曾透露过，早在“文革”之前，苏南的社队企业一开始露头，中央研究室就有个调查报告，介绍的是江阴华西村。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有个批示，说这是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听取了华西村情况汇报后称赞：“华西是共富之地”。可见，华西村吸引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念的邓小平注意的是其共富理念。
    199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主席视察华西村，对吴仁宝“吃透两头”、“两头一致”的理念十分赞赏。江泽民登上华西金塔时，并题字“华西金塔”，称赞“百闻不如一见，华西人民幸福，幸福，真幸福！”对华西村实行“一村两制”，允许搞集体，也允许搞个体，但不允许“一家两制”，也不允许“一人两制”，江泽民表示：“这是正确处理权与钱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在接见吴仁宝时说：“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谢谢你，谢谢你。”
    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两次视察华西村，分别题词“华西村，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华西村，真正有希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视察华西村时说：“华西村为什么40年红旗不倒，很重要的一条，与时俱进，紧跟形势，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学习吴仁宝这样一个模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说：“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华西；要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华西；要看共产党员先进性到华西！华西的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体现，是‘三个代表’的成功体现，是我们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最高体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称：“吴仁宝同志为我们立了一面共产党员的‘境子’，让我们每个党员在其中度量自己的言行和觉悟。因为，在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为民造福、共同富裕的思想境界，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集中体现了共产党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归根到底，集中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先进性！”
    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称：“华西精神是与时俱进、率先发展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求真务实、创新发展的精神，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精神，是协调发展、团结和谐的精神。”
    历经不同的历史时代，华西村得到所有不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的肯定，这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这反映出华西村的领头人吴仁宝的确有过人的政治智慧。众多中国领导人的肯定，不仅为华西村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光环，也铸就了其强大的保护带。在历经40多年的政治强化之后，任何可能损及华西村的问题都会成为政治问题。
    
    华西村神话背后的阴影
    
    然而，华西村的神话背后也存在着阴影。随着近年不断有媒体报道，华西村也逐渐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具体而言，华西村的问题表现在如下方面：
    1、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华西村人的财富多，但属于个人可支配的却极其有限。华西村的分配原则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二是集体控制个人财富。
    华西企业快速发展得益于“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特殊分配机制，对现金收入分配实行严格控制。据《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的报道，华西村村民能够得到的收入分为三块。第一块是工资，每月最高不过1000元，每月只能得到一半，年底发齐；第二块是奖金，根据各个厂和单位的效益不同，各自计算之后下发，但是只发20%，剩下的作为干股，放在集体入股；第三块是股份的红利，每年可以至少有5%的现金收入。有报告测算过在记账制和干股的介入下，华西村村民实际能够支配的收入仅为现金收入，仅占村民总收入的28.75%。
    令外人羡慕不已的华西村别墅、汽车，其实是村民提出申请，用集体资产中的家庭股份进行充抵后换来的。这些“发”的汽车、别墅，村民都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因为它们来自“干股”。“干股”是不能流通，不能变现，也不能带走的。假如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他们的村规民约里有一条：“村民无论什么财产，一旦离开就全部收归集体。”数十年来，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不超过5人。
    华西村人财富的绝大多数要投入到集体账户，不可随意支取。如果华西村人要装修自己的房子，或购置大件物品，要使用自己的钱，都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再由村里从村民“自己的”账户里拨给。华西村人虽然户户都有车子、房子，但村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如果村民要离开华西村，上述财产必须全部没收。在这种体制下，华西村人看似富有，却没有完全的财产权。在现代市场制度下，没有财产权就谈不上财富，因此，华西村的村民名义上富有，但实际上也非常“贫穷”。
    2、低成本人力资源问题
    华西村的经济对内搞集体主义，但对外部也要遵从市场规律。从公开资料可知，华西村现在的经济成就是建立在外来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
    目前，在华西村打工的人员超过2万，这远远超过1500名真正的华西村民。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华西村民一道为华西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种低成本的扩张为华西村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有研究者认为，从华西村的经济结构和分配形式来看，它的生产产值和利润并不是主要来自华西村村民，而是来自成千上万的外来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及打工者，而这些外来人员并不是形式上集体主义成果的主要享受者。因此，华西村的集体经济成果仍是全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更有人认为，华西村现在的经济是建立在“原住民”剥削“外来人口”的基础上。
    让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最引以为自豪的是“华西村没有休闲日”，这是吴仁宝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在华西工作的村民和打工者均没有节假日和双休日，所有外出都必须请假，365天只有春节放两天假。据媒体报道，华西服装公司一位打工者曾透露，他有一年上了365天的班，没休息过一天，就连春节也是在厂里过的，而每月的纯收入是1000元左右。在华西村，《劳动法》的解释权归吴仁宝，华西人一年四季只有劳动的义务，没有依法休息的自由。有批评者认为，如此违反《劳动法》的丑事，却被吴仁宝津津乐道引以自豪，这不经意间透漏出华西村人在法律保障方面的贫穷。
    3、长期“家长式”人治已经有了独裁特点
    这是华西村模式最大的问题，也是未来华西村发展的“命门”。
    华西村的发展长期以来高度依赖于吴仁宝和其家族。曾有媒体采访时问吴仁宝：“华西村如果没有了吴仁宝，你认为会怎么样？”吴仁宝回答：“一句话，如果没有吴仁宝，华西不叫天下第一村。不叫天下第一村，跟人家一样了。”他说的是实话，华西村来40多年来屹立不倒，的确与吴仁宝的作用分不开。但问题是，他长期把持华西村的权力，这正在成为华西村最大的问题。
    2003年7月6日，华西村党委改选，76岁的吴仁宝将权力移交给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这是从1961年至今，华西村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把手”的权力交接。据《党委及集团公司人员分工》名单显示：从党内职务来看，村党委的51人名单中，除吴仁宝退出村党委外，其他50人都入选了新一届村党委。这50人中，有11个是吴仁宝的家人，如果把家人的直接下属也算上，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
    按华西村的规定，党委所有的副书记都是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所有党委成员每人同时都负责集团公司下属的一个经济实体。这就意味着，除“旅游服务公司”和“化工个体总公司”外，　总经理位置都由吴氏家族占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指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按村规民约，吴氏家族成员从可用资金的净利结算中所获的股份收入及其由股份获取的家庭财富（小车、住房），都远远超越了村庄的普通村民。吴仁宝对这一状况是相当清楚的，他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在吴书记的绝对权威下，村民们如果不投他选定的接班人吴协恩的票，就会被吴书记戴上“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不讲良心”的“三不讲”的帽子。因此，他的儿子吴协恩在2006年以100%的得票率当选为华西村的新掌门人。
    据曾到华西村自助旅游的人称，华西村总共有三代别墅群，所有的华西村村民约350多户都住进了统一分配的别墅，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华西村的别墅整齐划一，排列得如同国庆阅兵式上的方阵。但华西村是一个被完全围在围墙内的村子，尤其是村民所住的别墅，更是严密地防范外人进入，甚至不许外人接近，用戒备森严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分。据导游称，华西村有指定的专业接待户，由村里统一发放工资。凡是外来的人，不管是参观的游客也好、视察的领导也好、取经的外地代表团也好，都要先到村里的接待宣传科先行登记安排，再指定到哪一家去参观。如果想随便访问村民，会受到华西村“村警”的严密监视。
    据一些旅游者称，在华西村的建筑中，最突出的是万米长廊。长廊还起着围墙的作用，将华西村的村民的别墅和工厂、农田和外来打工仔打工妹的宿舍分隔开来。一个外来打工者说：“在华西，只见集体，没有个人，只有家长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思想。”
    华西村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已经发展了42年。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世界政治历史告诉我们，再英明的领袖，如果长期统治一个国家或区域，都会走向独裁。今年以来在北非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多个国家，无一不是政治强人长期独裁的结果。吴仁宝主导华西村42年，不禁令人想到今年被人民推翻并毙命的卡扎菲，他在利比亚的独裁统治也不过是42年。
    
    中国农村发展不需要“异质基层政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出现了许多象华西村一样的经济“巨人”，比较有名的有江苏的华西村、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等。这些典型村的共同特点除了名义上强调集体经济之外，最大特点就是“强人领导”，其经济运行、村里的管理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强人”特点。纵观这些经济巨人，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财富上十分富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却少的可怜。在早年的大邱庄，禹作敏一句话就可以置“不听话”者于死地；而南街村的氛围和模式则是在将“文化大革命”和“人民公社”进行到底，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少相比华西村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去过南街村的人讲，那里就是“文革”和“人民公社”的活化石，置身与其中如身临30年前的中国一样，不同的只是财富多了点。
    自1968年以来，华西村一直是中国农村在媒体上登报率、出镜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国家、省、市级领导先后对华西村的光顾、题词和关注，给这个村庄带来了诸多优越于他村的特殊荣誉和社会资本。然而，村外人、包括当地政府的人都一致认为，吴仁宝虽为村官，却有强大的政治靠山，职权范围远远跨地方政府，“镇政府、江阴市政府，乃至无锡市、苏州市政府及其党的领导见吴都不得不退让三分。”
    华西村的发展得到了高层的肯定，吴仁宝和他的华西村也已成为中国农村新时代的一面旗帜。但仍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是不是中国农村的富裕和发展必然要以公民权利的部分丧失为代价？以吴仁宝为代表的经济强人们在实施致富措施时是不是必然要剥夺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中国农村如果要发展为现代文明的新农村，是否一定要走在集体名义下被控制的路子？
    作为一个战略型智库，安邦的研究团队认为，类似华西村的模式绝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而且华西村模式也不应该得到推广和来自官方的政治肯定。我们担心的是，如果这种模式再发展下去，它会演变成与中国的改革大方向和现有政权体系很不相称的“异质基层政权”。这种政权最大的特点就是个人独裁、独立王国。在中国另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河南南街村，为了维护该村的利益，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文明的新农村，它不仅应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应该让农民充分拥有自己的权利，包括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以教育广大农民、让觉悟的农民参与革命的过程，在21世纪的中国，未来的农村改革应该带有更多的现代文明色彩，这才是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来源: 安邦咨询201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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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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