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周 | 异化维稳

　　
 　　一个盲人，一个身居山东农村的盲人，只不过用自学的法律知识，帮助弱势群体维了几次权，于是就惹恼了山东临沂的当地政府；于是，他们就将其投进监狱四年；于是，待其出来后，仍然严加看管，直至隔离软禁，对内让他事实上失去自由，对外则严禁外人近身探访。临沂沂南县的东师古村，俨然成了21世纪的一座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铁桶堡垒。
 
 　　必须认真反思事件
 
 　　但是，这座看似坚固无比、密不透风的堡垒，还是在一夜之间轰然坍塌了。世人现在无法猜测，盲人陈光诚在19个小时内，是怎样历尽艰辛逃出那座堡垒的。伴随着陈光诚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座堡垒也被宣布寿终正寝，这个时候，人们开始重温一条道理，这世上纸永远包不住火，即便你把那层纸修筑成钢筋水泥的堡垒，也总归耐不了火的高温和淬炼，最终，堡垒总是会被攻破，一切真相也总会水落石出。
 
 　　陈光诚只是一个普通人，甚至只能算是普通的残疾人。他所做的事情，纵然算到顶，也只能是地方上的普通维权事件。但陈光诚却以自己的渺小身躯，演出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戏，直至他成为国际大舞台的男一号。这其中蕴含的悖论令人无法不深沉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陈光诚十几年如一日坚守信念，为维权鼓与呼？究竟是因为什么，使陈光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逐步成为当地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一年要拿出5000万元经费，将其禁锢在东师古村那个小小的院落中？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令到陈光诚得以冲破重重藩篱，站到了中美交锋过招的最前线，并成为两国处理关系的一枚过河卒？
 
 　　陈光诚事件演绎至今，高潮已过，剩下的就是他和他的家人按部就班地按程序申请出国，然后，随着时间流逝，一切又都会复归平静。但这样的平静只能是一时一地，如果不能及时廓清事件的本质，不能及时解决问题，不能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并转变思路，未来就仍然会有李光诚和张光诚出现。
 
 　　反思陈光诚事件，首先应该反思维稳体制。维稳，从字面上来说，就是要“维持稳定”。维持稳定，是当今中国的人心所向，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只有发展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富目标。这样朴素简单的道理，无论当权者，还是黎民百姓，都懂，都愿意去做。但是，社会发展中总是难免问题和矛盾的出现，出现问题，出现矛盾，就要去设法解决，以求得稳定局面进一步寻求发展，这应该是提出维稳的初衷所在。
 
 　　维稳事实上被异化
 
 　　维稳，有很多种方式方法，既可以人尽其言，互相商量，各自妥协；也可以对个别不讲道理者采取必要的手段，强制执行；而对意欲制造分裂、推翻现政权的别有用心分子，则尽可施以霹雳铁腕，坚决打击。不过，就现阶段中国的大部分问题和矛盾看，都属于第一种。在这样的前提下，维稳事实上就等于在有商有量中寻求化解矛盾之道。
 
 　　但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维稳已在相当程度上被异化为以简单粗暴的高压手段掩盖矛盾。每年动辄几千亿的维稳经费，多被用来壮大维稳部门实力和提升维稳装备水平。而对于基本的、正常的维稳方式，比如信访制度的真正落实，社会沟通机制的完善，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的构建，则普遍被忽略或轻视。在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表现尤甚，他们往往打着维稳旗号，对上要经费，对下强封口，以简单、生硬甚至粗暴的铁腕手段，封杀黎民百姓的维权诉求，掩盖此伏彼起的各类矛盾，以求制造任内歌舞升平的虚假政绩。
 
 　　陈光诚事件，从小到大，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国到国际，其每一步的演绎过程，都不无折射出这种异化维稳的本质弊病。透过异化维稳的表象，世人又可轻易地发现，权大于法，在当今中国仍极为普遍的冷峻现实。陈光诚所以被投进监狱，所以被隔离软禁如此之长时间，就是因为，在当地政府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介草民，不过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盲人律师，他的公民权，他的自由权，都可予取予夺、爱给不给。法律保障下的人权，在权力面前变得草芥不如；法律规定必须执行的司法程序，在权力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权力的至高无上，恰恰是置陈光诚于非人境地的根本原因。而法律对权力的无奈，则是维稳被一再异化的助推剂。
 
 　　让人民说话是前提
 
 　　维稳的“稳”字，左禾右急，禾是粮食，急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个字的构成，说明温饱只是人们的最低需求，在此之上，人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诉求。当今中国还有个流行词“和谐社会”，和字左禾右口，谐字左言右皆，和与谐二字构成的和谐一词，意味着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讲话，如此构成的社会才能稳定祥和。所以，单纯讲维稳远远不够，要维持稳定，就必须首先让人们将诉求讲出来，只有人们能自由地讲话，权力才会有监督、被制约。一个人人不能言、不敢言、无处言、无法言的社会，权力自然可以胡作非为，这样的社会，别说和谐够不上，就是稳定都是大问题。
 
 　　陈光诚是盲人，他看不见，但他能用心感悟到社会的不公平，如果在法律的名义下，能让他说话，当地政府愿意和他对话，事情能发展到目前这个境地吗？
 
 　　还是那句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