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08日 10:55:02
我们容易相信一些简单而直接的便宜话，这种话的表面最好泛着一些道德的金光，往往看得人一晃神，然后一不小心就信了。比如有人问：高速的经济增长好吗？然后有专家回答说：就是好。这对话就算结束，听众也很满意。但是，这句话的信息量基本等于零。稍微严谨一点考虑，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的应该是“增长”的具体定义是什么；另外，这种“增长”又是如何影响了一个经济体中个人的收益；并且，人们利益的增益或减损又是如何对政治系统产生了作用；如果政治上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普通人的经济收益，那么它将怎样产生影响？
等等。实际上，细想下去，我们将面对的是一连串相互关联、又不断扩展的问题。
这就引出了我接下来要谈到的一本书，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这本书所解决的主题比较复杂，但其中相当的篇幅，可以被视为对于“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政治变革吗？”这个问题的引申和讨论。弗里德曼在开篇便说，人们在传统的思维中习惯于孤立地关注经济体本身的增长与否，却很少询问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政治以及人们道德的影响。但实际上，恰如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强调的那样，经济活动的中心是人，经济行为的最终作用也是人。对人的关注，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此，弗里德曼在书里对于经济的受益/受害者给予了充分的讨论。
弗里德曼提到：托克维尔在19世纪的那趟美国之行中，感叹过美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似乎也开启了后来的人把一国的经济发展与民主程度关联起来的想法。不过，弗里德曼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此得出结论说，一国的经济增长越迅速，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也就越高，这里的社会包容度、法制程度以及开放程度也会相应更高。而反过来说，当一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那么民主化的进程自然势在必行。弗里德曼进一步讨论了经济增长是如何影响到政治的过程。
当然，所谓的“进步”是一种典型的“启蒙主义思维”。客观点看，经济上的所谓“进步”其实约等于个人收入的增多。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人群收入增长与否或者增长的速度千差万别，这当中不乏阶级因素，但这也恰恰成了经济问题转化为政治变革的起始点。弗里德曼认为，人们收入的增长情况不同，会让人对于自身生活水准的状况产生心理上的变化，有的人或许认为自己还过得不错，但经济情况变糟的人则会由于这种心理的变化而产生出诸多不满与社会诉求。尤其当他目睹一些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熟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几年之间或富得流油或倾家荡产时，心理上“失衡”的感觉会更加强烈。
我前段时间看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网站上一篇论及收入再分配的文章，里边提到了两个货币试验。在第一个试验里，实验者被随机给予一定数量的美元，然后，每个人被告知有两种再分配的方案，一是自己获得额外的一美元，二是所有人共同减少以部分所得，为美元数量最少的人增加两美元，以达到总体收入的平衡。结果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最不愿意拔一毛而利天下；在第二个实验里，拥有随机货币量的实验者获得了额外的两美元，但他必须将这两美元给予比自己收入较高或较低一级的人，结果再次显示，收入倒数第二的人更愿意把两美元给收入比自己高的人而不是最穷的人。换句话说，收入较低的人（最低的除外），其“想法”也往往最多。
文章把这个现象归结为一种对落入“最贫穷阶层”的恐慌。一个倒数第二穷的人，他并不会与社会收入链最高端的人比较财富，反而会往下看，与社会最穷的人比较财富，从而寻找自身的安全感。大胆点说，一个社会的次贫穷阶层最不希望再分配政策缩小他们与最贫穷阶层的差距，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实际收入，也给他们造成了恐慌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也造成了他们行为的差异。“差异”二字正是《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花了大篇幅讨论的话题。
弗里德曼在书中试图说明两件事情，首先，人们是否对于自身的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很大程度上源于“比较”——和他周围的人进行比较以及和他自己过去的生活进行比较，自己是过得更好还是更差。第二，这种比较会让人们对现状的满意程度产生差别，进而引起政治立场的不同。并且，这样的趋势这些年来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特点。他举了一个例子：在1950和1960年代，研究者曾经对国民在经济上的满意程度或者说“幸福指数”进行了调查。结果在人们意料之内，在同一国内，较富裕的国民幸福感高，而较穷国民的怨气较多，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接下来的一个数据有点出乎意料，那就是在不同国家之间，例如德国和尼日利亚，它们即使贫富差距很大，但国民的幸福感以及对社会的不满指数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差距。
有趣的是，近几年的一个类似调查却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幸福感差别非常巨大，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一国的经济状况。这个与几十年前的调查结果南辕北辙的数据该如何解释呢？弗里德曼给出一个解释，那就是信息技术在这几十年的飞速发展，让人们获取世界各地资料的途径更多、信息量也更大，因此人们可轻易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获知世界各地信息，新媒介让人们在经济上与自己周围的人进行比较之外，也能很轻易地把他们自己与其他国家地区的人进行比较。而在互联网等工具尚未普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落后，这种“远距离”的比较发生得并不频繁，因此，异国之间的人们的经济程度“看上去差不多”。
笼统点说，弗里德曼认为在这个信息传播愈加迅速的“地球村”，人们产生出“不满”以及“政治诉求”的可能性变得比以往更大了，因为信息科技的进步让人们能更容易地获取“参照物”。尤其是较穷的人们。他提醒说，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者以及美国的“三K党”都是来源于社会的中下收入阶层。他们数量庞大，心态上躁郁不安，其经济上的不满也最容易转化为政治诉求。
接下来，人们可能都想追问一个问题：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非民主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是否必然会带来政治变革或者说“民主化”呢？有句俗话叫“顺应历史潮流”，统计数据上写得很清楚，1950年代，全世界只有二十多个国家拥有民主制度和选举，到了198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到了六十个，而在十年之后，“民主”国家的总量更是翻倍，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个。显然，政治民主化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趋势。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过去非民主体制的国家来说，民主化进程和它们经济总量的增加几乎是同步发生的。那么，中国呢？我们还需要承受目前这种不公平的经济增长到几时？
我想，包括弗里德曼的书在内，没有人能就此问题给出精确的时间表。不过，我仍然想说，政治上变化的发生其主要动力依然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庞大推动力量。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这帮穷人不能被单纯数据上所谓的“增长”给忽悠，当他们通过经济上的“比较”而打心眼里意识到自己才是经济增长中受损的一方时，那种强烈的变革愿望才会由衷地产生。
Benjamin M. Friedman,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Vintage Books， 2005, 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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