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 | 青年正能量

　　5月4号，北京三里屯橙色大厅。灯光渐暗音乐响起。而地上躺下的是各色人等：画家，编剧，主持人。这个名为“正能量青年节“的活动，以躺着聊青春的方式开始。
 
 　　这种方式当然让人们联想起当年的嬉皮士，其实如果环境允许，如果这并不是一次商业“演出”活动，如果这几位参与者真如他们所言回到青春的状态，够疯狂够放得开，也许更应该可以的是啤酒、摇滚乐等等而不是大提琴和怀旧。
 
 　　青春注定是荷尔蒙的游戏，而“正确”生活不应也不可能成为所谓“青春正能量。这一点，躺下来怀旧的人恐怕都清楚。一如他们当年，并没几个人安于自己的命运，照着彼时社会划定的所谓正确道路前行。让他们有机会躺下来享受青春记忆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荷尔蒙分泌带来的反抗冲动。比如1966年的史航，幻想“绑架”刘宝瑞、老舍、上官云珠……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不被卷入“文革”中，能安心把相声说完，把小说写完，把未演完的电影演好。还有当年的陈丹青，这个顽劣而有才华的青年，上海少年，在江西农田劳作的时候从普希金那里收获快乐，而随后去国、挑战教育体制，在我看来，更是一种青春能量的延长。
 
 　　如何安顿青年的才华和冲动？如何真正的让青年成为正能量？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正常、健康的重要标准。而当下，究竟何为“青年正能量”，又该如何描述这种正能量？有报刊登文章描述当代青年生存境遇，提出：在如今信仰泯灭、价值错位、道德缺失的混沌氛围中，为着工作、住房、婚恋、健康奔走的80后”是“失去梦想的一代”，那么，被认为独立、反叛、自信、张扬的“90后”，则是“失去自我的一代”。
 　　这种描述不禁让我想起刘瑜讲演中提到的调查，有研究表明了另一番事实：对比前辈，中国社会80后的政治态度明显更自由、更宽容、更主张民主制度，与此同时，青年对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多意识。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对社会塑造进行，随着社会越来越趋于多元开发，中国青年理应比他们的前辈如我，健康正常而少去许多病态扭曲——即便是抗争者，也难掩的集权下的扭曲之处。
 
 　　其实，与其纠缠在过于宏大的词汇中，倒不如从一个个细节中提炼中当代青年的正能量。比如，那个不断调戏体制，在市场空间中实现自己的写作者、赛车手韩寒。这个似永在质疑的风口浪尖上的青年，证明了独立人格的价值。又如，南航大计算机专业大四男生黄超。这位信息学奥赛获奖的保送生，在进入大学后，因为不满于教育现状，休学自己创办公司，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回到学校。他创办的洋葱网，给同学们打开一扇新门。而在我居住的广州，青年们用自己的方式介入公共领域。比如拇指妹区佳阳，在看到广州拟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光亮工程后。她申请公开2008年《广州市城市夜景照明总体规划》以及委托相关设计单位设计的《广州市珠江两岸夜景照明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区佳阳在微博上发起了“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她还给广州市发改委和广州市建委的服务窗口送上了带刺的皮球和硕大的鸭梨，寓意政府部门来回踢皮球。最终，光亮工程预断被缩减。还有，那个在地铁战口举牌组织市民签名质疑地铁翻新劳民伤财的广州16中学生陈逸华，他关注的议题从反对“抹杀一站一景风格”到“是不是劳民伤财”，再到从“地铁翻新项目的立项、评审、招标等程序是否合法”以及追诉到“国企谁来监督”。一步步追问背后，是一个青年的一步步深入的思考和行动。
 　　这些知名不知名的青年们，他们参与ngo活动，热心慈善、公益，关心自己也关心别人，他们将照相机对准被遗忘的非典病人，在自觉在保护着自己城市与文化家园，这些一点一滴汇集起来，正是我们今天的青年正能量。
 
 　　也许，今天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青年们有没有正能量，而是，我们是否存在一个激励，保持青年正能量的社会，一个能与此种正能量相匹配的社会。